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段华 孙犁作品风格

2010年7月11日,是著名作家孙犁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天津文学》2010年七月号

特别发表段华先生的《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以兹纪念

感谢段华先生赐稿。感谢《天津文学》两位正副主编张映勤吕舒怀对此稿的大力支持

向孙犁先生学习、致敬


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段华) 孙犁作品风格

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

文/段华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作家和国统区的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作品的真实性不同,我所说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说解放区的作家无论写散文或者小说及其他体裁,大多有历史的事件来源作依据,再加上艺术性的加工、剪裁;而国统区的作家在这方面就少一些历史事件来源——这并不是说作品艺术性水准的高下之分,而是说明双方所处的抗战地域不同,获得的创作信息不同,所写出的作品自然差别很大。研究文学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以孙犁的作品为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孙犁一直生活在根据地,那里的人民如何地抗击日本鬼子,自然会给他很深的印象,发生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传到孙犁耳朵里,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里。1963年9月,孙犁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里所描述的景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孙犁进一步说,“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因此,孙犁明确地说:“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主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孙犁文集》第七卷,140——14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这就清楚的表明,孙犁在写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子午镇就是现实中的子文镇,八路军领导人高庆山可以看到孟庆山将军的身影,吕正操将军也出现在作品中,张教官几乎是孙犁自己的写照,变吉哥是孙犁认识的一个村的文建会负责人,芒种也是孙犁的一个亲戚的姓名。以其中的女县长李佩钟为例,她的命运就是著名诗人远千里的夫人李穆玲的命运。李穆玲又名李敬钟,河北省博野县庄窝头村人,1940年参加冀中新世纪剧社任演员,后任任邱县妇救会主任。1944年冬季牺牲(《晋察冀文艺界英烈小传》说是解放战争牺牲,误。见该书第29页,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1995年10月版)。

梁斌对此事也有过较详细的描述:“后来才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千里的爱任穆玲正在任丘县的一个区里当妇救会主任,晚上由这村转向那村时,中途掉在井里。井中水浅,没有淹死。虽然连声叫喊,但天黑风大,四野无人。天冷水凉,怎样忍受,是难以想象的。”(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第33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6月版)。孙犁就把李佩钟(李敬钟)的牺牲,描写得几乎一样,孙犁自己也说,远千里夫人李敬钟(穆玲)的牺牲,就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作为一个人物(指女县长李佩钟——段华注)的归结。”(《远的怀念》,《孙犁文集》第四卷第29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据从晋察冀走出来的戏剧家张学新先生告诉我,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指前三十回)出版以后,孙犁先生送给他在冀中时期的战友王林一册,扉页上题字就称:王林同志索隐。1990年的一天,我曾经当面问过孙犁先生,《风云初记》里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他说其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有很多他也经历过,只是很多人物的姓名做了改动,故事情节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向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孙犁先生就说:你还年轻,不太了解,“他们都知道,”他说。他们,我知道是指王林(当时已去世)、梁斌、路一、杨循等人。

孙犁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当然,有真人真事做基础,并不会产生杰出的作家。孙犁之所以杰出,就是因为他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化的升华,达到了文学艺术某种高峰,从而为中国文学的画廊增加了无法抹去的画面。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以说明真人真事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以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孙犁作品时参考。

其一,短篇小说《第一个洞》、《“藏”》的故事来源。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反复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动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一区某村的一个干部,全家和和睦睦,对抗战工作都很热心,1939年春夏之交,似乎夜间开会很多,常常整夜不回家,天亮时才回来。以前即便开会,到半夜或天要亮时,总是回家的。家里人有些怀疑,尤其是他妻子,以为他在外边有了情人。问他为什么老在外边住,他总是用“开会”来搪塞。又由于这时敌特活动厉害,该村干部不敢在家住宿的次数自然多起来,家里人不了解详情,所以常常为这件事争吵,弄的一家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一天晚上,他又要出去,妻子悄悄的跟在后面,看他到后边的一个闲院里,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之后,便偷偷地钻进草棚子,于是她也轻轻地急走过去,靠近草棚子凝神地听着,只听到棚子里子里哗啦啦地柴草响,过了一会儿,便寂然无声了。她偷偷地开了草棚门去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燃起火柴一照,里面杂乱的农具和柴草等物品还是照常放着,却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喊了几声,也无人应答。妻子慌了,回去喊婆婆和小姑子来,大家惊奇的来到草棚,燃起灯来,又连喊多声,既不见人,也无人应答。姑嫂二人用木棍再三的翻腾,穿插柴草,搬动农具杂物,仍是找不到。最后,还是母亲安慰儿媳妇说:“咱们今天不找他了,明天他总要出来的。我们把柴草的门锁死,天明前来等他,不说明怎么一回事不让他出来,不让他吃饭。”第二天天将发白,妻子和婆母、小姑子一同到草棚子门前守候着,时间不长,棚子里柴草又响,随之该同志走到门前一拉门,发现门锁着,大吃一惊。这时他母亲嗔怒道:“你秃小子到哪里过夜了?不说不放你出来,饭也不能吃……”该同志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就在草堆里睡着了。”他妻子、母亲、妹妹哪里会信,又经过再三追问,他才说明在草棚地下有一个他个人藏身的秘密洞。从此,在村里挖洞藏身一传十、十传百的秘密传播出去,普及到蠡县各个区、村。以后冀中区大力发展地道,成了神出鬼没打击日本鬼子的都有名的地道战。

孙犁根据此故事,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可见他有独特、敏锐的艺术感觉、观察、取舍能力。

1946年5月,孙犁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孙犁还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专门要康问候丁克辛。丁克辛1946年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丁克辛在晋察冀也是著名的作家,到张家口后不久因在《时代妇女》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而饱受公开的批评,因此建国前再没有作品发表,此事我已经在写丁克辛的文章里详细叙述过了,此不赘言。建国后,丁克辛转到铁路部门工作,还有零星的作品发表,晚年定居在天津,与孙犁还有来往。我的藏书里,就有孙犁先生赠给丁克辛的两本书,《晚华集》与《秀露集》,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张庚当时是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编辑有《秧歌剧选集》三册,于1946年6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行,1947年东北书店重新印行一次,寒舍有藏;这年张庚到冀中区考察,孙犁就托他康濯带信和稿件。康濯可能没有把《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孙犁还向康濯索要《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孙犁的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在“群益文艺丛书”中出版了孙犁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孙犁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也就是说,《藏洞》在此时被改称为《“藏”》,孙犁还在给康濯的信中说感觉此作品也不错。事实上,这篇作品确实不错。1958年4月,康濯为孙犁编选的散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播种文艺丛书”中出版,也收了《“藏”》这篇小说,使更多的读者知道了这篇作品(却没有收录《第一个洞》)。我收藏的这个版本的《白洋淀纪事》,是著名电影导演、孙犁的战友凌子风用过的,里面很多作品凌先生都有阅读时勾画的线,因为凌先生一直想把孙犁写的有关白洋淀的作品拍成电影,当初茅盾先生同意了,而周扬却不同意,说其中的想象成分多,让拍孔厥、袁静写的《新儿女英雄传》,因为这个作品当时紧贴政治,正红的发紫,连郭沫若也作序称赞。孙犁在给康濯的信中说不拍他的作品,“其中好像涉及到《(新)儿女英雄传》,但我想,好在那一本书里,也有《荷花淀》。然而,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许多`。老实讲,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的吧,我以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点我是自信的。”1981年4月9日,孙犁先生在《我写过的电影脚本》里还写到,周扬否定了茅盾要拍孙犁作品的意见,说他对孙犁的作品印象是想象的成分多,要拍“别一部作品”(其实就是《新儿女英雄传》——段华注),孙犁谈到这个作品时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洗礼,孙犁的《荷花淀》仍在中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熠熠光辉,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画廊里的一张奇画。

孙犁留给周扬作品想象的成分多的印象,是因为孙犁受到“客里空”错误批判的缘故。客里空,是苏联著名话剧《前线》中的一个专门吹牛拍马、胡编乱造的新闻记者的名字,该剧曾在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演出,“客里空”成为虚假新闻的代名词。1948年1月24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周扬的文章《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的新闻作风》。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孙犁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于11月8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文艺家门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久后,孙犁告别此地的舒适生活条件和亲密的战友,步行15日,回到了家乡冀中区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当时的《冀中导报》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说他这个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引起轰动、《晋察冀日报》又重新转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作家”孙犁回来了,引起本地个别人的嫉妒,说这条消息称孙犁为“著名作家”是很“骇人听闻的事情”。1992年3月24日,孙犁在《我的仗义》里就说:“现在,我可以说,当时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其实,孙犁就是本地人,因为长期在晋察冀山地和延安战斗、生活、工作,回到家乡也被排挤。1947年春天,孙犁又到白洋淀采风,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散文、小说。由于他事前没向当地的宣传部门打招呼,住到了安新县端村镇冀中隆昌商店,因为老朋友、曾在新世纪剧社工作过的刘纪在那里当经理,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某干部不满。在《一别十年同口镇》的末尾,孙犁写了老朋友陈乔的家庭情况,说他的老朋友家庭尽管是地主,但现在是自食其力了(这在当时也是符合政策的);在小说《新安游记》里,他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因为是小说,写错了又有什么呢?其实,就是写散文,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能有什么呢?但在不久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中,孙犁就开始受到批评,由那位当地的宣传干部亲自出马,写了《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发表在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上,占了一个整版,把这两件事情上纲上线,差点置孙犁于死地,使孙犁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在其他的文章里已经写过他受伤害的情况,此处就不多说了。孙犁对这次批评虽心有余悸,但内心是不服的。真是冤家路窄,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到天津市南郊区(现在的津南区)白糖口一带采访,又在这里遇见那位写他整版大批判文章的干部。那干部在此搞“运动”,使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孙犁的采访,好像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孙犁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孙犁到食堂喝水,正和人们闲聊,那干部严肃的对孙犁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孙犁认为仅仅听汇报写不出好文章,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写出不是“客里空”的文章来,就没搭理那位干部,转身走开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料那位干部和孙犁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不知道他是否还认为孙犁的作品是“客里空”的典型了?

我在这里多写一下有关情况,有利于廓清,为什么建国初期孙犁的作品并不那么受重视,以及孙犁先生为什么晚年,也不愿意参与他的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的原因,他甚至于不愿意电视再拍他。

回过头来说,短篇小说《“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与《第一个洞》两篇小说,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此事可以参阅程子华《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程子华回忆录》第2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王夫《冀中地洞的发祥地》(《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及《蠡县地道斗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地道战》第273——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冀中军区司令部等《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冀中地道战》第11——33页,),吕正操《地雷战和地道战》(《吕正操回忆录》第286——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梁斌《烈火青春》(《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第251——2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其二,《荷花淀》、《采蒲台》与雁翎队的故事。雁翎队是抗战期间安新三小队的俗称。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县委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熊焕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锄奸团团长)和三区区长李刚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张庄把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壮年组建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队长陈文汉(又名陈万,郭里口人),队员多是打野鸭的猎户,全队装备打野鸭的大抬杆火枪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帮、吃水很浅,架抬杆的小船)22支,手枪两支。后来以这支水上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三区区小队。1939年的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高阳县人,1942年9月26日牺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区区委书记徐建来区小队,看到每支大抬杆枪的信口上都插着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湿火药,又可以在发射后用以捅开信口用,就高兴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个小队,就叫雁翎队好不好?指战员们齐声喊:好!从此,雁翎队的名字就叫了起来。

1941年日本鬼子对白洋淀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有一天,日本鬼子二十多人和三十多个伪军,从安新县城到赵北口运东西,下午三点多返回。雁翎队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张庄村东、王家寨村西的大苇塘,等待敌人。太阳西斜,敌人来了,雁翎队迅速出击,消灭了这股敌人。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纷纷赶来,包围了这片苇塘,满以为能把雁翎队消灭,却没料到连个人影也没见。其实游击健儿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头顶大荷叶,泅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分别回到了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孙犁文集》第六卷第6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

此故事可参看赵波《巧劫包运船》(《雁翎队的战斗生活》,《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28——1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7,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水上“雁翎队”》,(《白洋淀志》第278页,中国书店1996年2月版)。徐健及雁翎队的老队员刘刚、孙革、郑少臣、槐泽民、赵波等都有回忆文章,在《保定文史资料》、《天津文史资料》等上面发表。

其三,老船工与《芦花荡》。抗战时期,一位正在乘船打渔的老大爷,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遇见正在洗澡的五个日本鬼子,他就一边剥着清香的莲蓬,一边把他们引到了布满鱼钩子的水域。忽然,一个个日本兵杀猪般的嚎叫起来,原来他们被鱼钩子勾住了。老大爷笑咪咪的举起竹篙,狠狠地砸着敌人的脑袋,砸一下骂一声,很快就把那几个家伙消灭了。

此事见杨成武《初到白洋淀》(《反攻进行曲》第三十页,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沈冶英,黄义国《战斗在白洋淀上》(《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43——1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其四,同口的姑娘与《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同口是白洋淀边的大镇,每年秋后,几万顷的芦苇收割完捆成捆,用船运到这里垛起来,一部分运到外地,一部分慢慢织成席子。有一回,三个日本鬼子为追老百姓一只鸡,一直追到这里,鸡猛地飞到一个草垛顶上,一个日本兵上去没抓住鸡,倒发现那里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兴极了,连忙扑过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从那苇垛顶上仰面朝天跌了下来。下面的日本兵刚刚围拢过去,就从苇垛顶上落下一颗手榴弹,把三个日本鬼子炸上了西天。街上的日军闻讯赶来,架起机枪朝苇垛猛扫,扫的苇垛着了大火,但那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

此事见《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第7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孙犁据此写成散文《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发表于1945年6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解放后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其五,安新锄奸团与《新安游记》。上文已经说过,孙犁写《新安游记》,受到猛烈的错误批判。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组建了锄奸团,专门打击汉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连升、田章等人。此时,熊万东当了维持会长、县商会会长、新民会会长、“剿匪”司令,死心塌地的为日本鬼子卖命,杀害抗日军民。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要锄奸团除掉熊万东,任务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连升身上。熊管是孙犁写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当过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的警卫员,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参加了八路军。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胜,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当农民,1985年去世。杜朋当时30来岁,住安新县城南街。他十来岁到北京天桥学艺,三丈高的房子一个筋斗就能翻下来。有一次,端敌人的岗楼,日本鬼子看他在岗楼上走,刚要开枪,他一个凌空飞跃,就扎到河里去了,敌人送他绰号“杜云飞”,意思就是“飞毛腿”,会“天”上飞。曹连升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儿时的伙伴,1953年开春,在城南与漾堤口之间做“摆脚”(即摆渡),因船遇到大风而翻,为抢救落水的乘客,曹连升最后溺水冻死。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孙犁所写到的中秋节),夜晚十点多,漆黑一片,孙犁笔下的“熊氏三杰”(安新县锄奸团团长熊焕章领导的锄奸团团员)熊管、杜朋、曹连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万东就住在这里。熊万东的房子在全县城最高,日寇岗楼也紧靠在这里。他们从熊万东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上进到院子里,熊管进入熊万东居住的西屋,杜朋在当院警戒,曹连升把守大门。熊管进到屋子里,因和熊万东是远房叔侄关系,就要和熊万东借钱,情节和孙犁写的差不多。杜朋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曹连升也进了屋子,随后,熊管从腰里拿出一根绳子,套住了熊万东的脖子,和曹连升一起勒死了熊万东,杜朋用菜刀砍下了熊万东的头,从床上扯下一条布单子包裹了起来。三人又走到北屋,看到熊万东的二儿子熊哲先和他的妻子刘菊仙,就押着这俩人悄悄出了新安县城,回到城西18里的三台,胜利完成了任务。但是,日本鬼子把杜朋的父亲杜春亭老人抓走,要求换回熊哲先两口子,杜朋坚决拒绝了。杜春亭对敌人大骂不止,老人被残暴的日本鬼子捅了7刀,又大卸8块,为国尽忠。至于英雄的牺牲,也与孙犁写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驻扎在三台,锄奸团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县城西关外放哨。西关外敌人挂有汽灯,严重影响我方的行动,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袄,又多喝了点酒,晕乎乎的参加了摘汽灯行动。到了地点,杜朋摘下汽灯,被敌人发觉,田章轻声让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点背,没有听见,还想去城楼上夺敌人一条枪,就没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过来,便往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跳,跳第二道时,铁丝网上尖利的蒺藜挂住了他的皮袄,扯响了网上的小铃铛,敌人一阵扫射,杜朋当场牺牲。田章无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复给杜朋照相,并让医生验看他脚心里是否有“长毛”,验证他是否是“飞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皆在张开明的史实著作《白洋淀传奇》里查得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孙犁写《新安游记》时,其实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迹经过剪辑,以典型、艺术化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与顽强。所谓的诗与真实,在孙犁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实践。土地改革时,孙犁受到粗暴的批评,其中之一就因为《新安游记》与历史史实不那么完全一样,说他写的锄奸英雄姓氏有误,汉奸恶霸的宅院写错了位置。孙犁是把《新安游记》当小说来写的,以此批判孙犁,这不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关公战秦琼的荒诞剧么!

其六,杨各庄突围与《碑》。抗战时期,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唯一一次受到损失,就是在杨各庄战斗中。1944年2月13日夜,在司令员于权伸的带领下,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转战到安平县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宿营,由于汉奸的告密走漏消息,敌人动用安国,安平,深泽,定县和新乐五个县的兵力进行围攻,45区队三连和一连一部分为保卫司令部英勇抵抗,在突围中许多战士在冰冷的河水中冻成冰,牺牲在那里。西赵庄,辽城(孙犁的家乡村庄)的许多群众寻找牺牲的战士,掩埋战士的遗体。1945年末,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家乡,听说此事后,以深情之笔写了《碑》。

此事见张英《第45地区队的战斗历程》(《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版),张凯、杨铁夫、赵志和《保证作战胜利的通结工作》,(《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98页),刘德荣《机要工作回忆》(同上书第210页),张亮、刘其恒、张根生《安平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同上书440页),张根生《噩耗传来,无限悲痛》(1944年2月14日日记)(《滹沱河风云》第345——3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1946年4月15日,《碑》发表于《冀中导报》。两个多月后,6月30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白桦的批评孙犁《碑》的一篇文章(作者白桦生平不详,既不是解放后天津市委宣传部前部长白桦,也不是著名作家白桦),对这篇文章大加鞭伐,颇有“诛心”的味道。1946年7月31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里,对白桦的批评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反驳,并说“这个批评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孙犁《致康濯信》,《芸斋书简》上册第32——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版),可惜这只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康濯去世几年了,孙犁也失去活动能力以后,这封信才公之于世。

其实,就是当时公开了,在当时那种“左”的环境之下,只能加重孙犁的负担,并不能帮他解脱。不久之后,他又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带着沉重的包袱,到饶阳大官亭一带去搞土改了。

这真是历史的长河里,作家与道德无可奈何的悲剧。

2010年5月11日改讫,孙犁诞辰97年纪念日,在北京天桥

编后附注1:段华先生随稿还以邮件形式发来两封孙犁先生致段华先生的亲笔信,以及赠送段华先生的书法扫描。由于版面原因没有照发,甚憾。

编后附注2:孙犁简介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6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说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诗集《白洋淀之曲》,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曲终集》,《芸斋小说》、《芸斋书简》(上、下册)、《耕堂读书记》,《孙犁文集》(8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文艺理论《文艺学习》,评论集《文学短论》,儿童文学《少年鲁迅读本》等。

编后附注3段华:名气很响亮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中的代表人物,16岁就加入了河南作协,后被南开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您的一系列小说集、散文集等多部书,还有根据您原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告诉秋风》受到业内人士关注。近年来,专门致力于为孙犁先生作品做研究工作,为当代青年树立了文学大家风范。十几岁和孙犁先生建立了友谊,一直到他去世。多年致力孙犁先生研究。与朋友们一起先后为编辑出版了《孙犁选集》(四卷本)、《孙犁全集》(十一卷本)、《回忆孙犁先生》等。即将出版关于他的两本书,一本是《孙犁年谱》,一本是《荷花的光影——孙犁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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