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337 B.C.-2307B.C. 黄帝在位。
·假设黄帝元年为甲子。2337B.C.为甲子年（由“841B.C.为庚申年”往前推得）。黄帝在位年可由“尧元年2205B.C.”（本《年表》重要年代支点，详后）和“自黄帝至尧的王者代数（由《史记》提供）”及“一代30年”（常识）推得，约在2300B.C.。接着根据古籍关于“仓颉发明汉字，大挠制定甲子”的记载，推测黄帝元年应为甲子。然后在2300B.C.附近寻找一个甲子年，则这个甲子年就是2337B.C.。最后，按照“30年一代”的假设，得到黄帝崩年，为2307B.C.。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学者们的心目中，王统是极重大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篡改或遗漏的。因此，《史记》中自黄帝至尧的这一段王统，其可靠性应与商朝王统相同。
在一些现代中国学者看来，中原周围的“四夷”只配向中原提供文明因素，而决无充当文明起源地的资格。但是，中原作为文明起源地的话，它的文明开端若在夏禹，那只是2100B.C.时候的事，若在黄帝，那也只是2300B.C.前后的事，离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还差整整七百年。于是他们就想玩文字游戏来挑战世人的常识和智力，把“黄帝”改说成“黄帝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突破人寿限制，就可以变戏法似地将中华文明史推前至五、六千年乃至上万年以前了。在当今国际社会里，“民族主义学者”决不是一个光彩的称号。议论：中外通例，凡“帝”，均为单数人称，绝无作集合名词或复数人称之例。如在中国先秦文献（包括甲骨文）中，王者生前自称“余一人”、“余”（“余”就是“剩余”、“零头”的意思，与“全体人民”相对）、“寡人”、“孤”，死后被称为“帝”。英语中的“上帝”叫“theGod”，其第三人称恒为单数“He”、“Him”。“黄帝”这一名词已指出此人是“帝”，那么他就是“一人”，而不是“一族”。
·许多现代中国学者引用《古本竹书纪年》的“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来“证明”黄帝是五千年前的人（因为禹元年在2100B.C.左右，按照一世30年计，30世为900年，则2100 B.C.+900=3000B.C.，即黄帝生活在3000B.C.）。但他们对王国维以下案语故意置之不理：“国维案：此亦罗长源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
若要使人相信黄帝是3000B.C.时候的人，这些学者应将黄帝至禹之间的29世王者王号一一列出。因为中国古人有这样的信念：一，天下不可一日无王；二，王统是极重大的法统，需要严肃对待。古人对帝王既然有这样的认识，相信古代登过天子位的王者其名号都已在文献记录之中了。作为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不应该以“可能文献失记”为由，将众多虚拟的空位当作有人的王位，介绍给读者。以上罗长源的“三十世”是一个空数，无法得到证实，不能当作真凭实据引用。
不但今人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越早越好，就连中外古人也是持同样看法的。所以，中外古文献里关于帝王年代的不着边际的说法很多，动辄几万年的都有，严谨的人是不会把这些说法当作真凭实据来引用的。
·黄帝的族群文化标记是麒麟，属于“应龙”系统。风姓集团的文化标记是凤皇，属于“飞龙”系统。
·黄帝有如下的蹊跷表现：1，将蚩尤余部交给少昊率领；2，没有从二十五个儿子中指定继位者，而是将帝位传给少昊，这与他作为阪泉、涿鹿两场大战的胜利者的身份不相称，按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作为千古一帝，他应当有权利建立起一个父子相继的姬姓王朝；3，登基大典在少昊居住地“穷桑”举行（《周本纪》张守节正义：“黄帝自穷桑登帝位。”），似乎是以此表明其帝位的正统性、合法性；4，将孙子颛顼交由少昊孺养，并继少昊之位，而不是直接继承自己的帝位。所有这些蹊跷表现暗示：黄帝之战胜蚩尤，其情况类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德国战胜法国。为了能得到海外法属殖民地的战争资源，希特勒无法取缔法国政府，无法在名义上灭掉法国。同样，若黄帝灭掉风姓集团，那么他可能无法继承到风姓集团的全部政治的和历史的遗产。为了能得到这些宝贵的遗产，他只得放弃战胜者的权利——建立自己血统的王朝，而代之以将自己的嫡孙作为战败者的继子继承帝位的办法，迂回地享受战胜者的权利。参考：①我国苗族源自上古“三苗”集团，至今不承认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反而以黄帝的死对手蚩尤作为自己的祖先。②越南人民一向只承认燧人、伏羲、神农三人为其祖先。③《帝王世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案：此言直云黄帝时代领土范围比前代（三皇时代）缩小，大九州变成了小九州。黄帝“德不及远”是说黄帝的德行不能远施于神州之外，不能普施于大九州。④作者读书摘记：有学者指出，“炎黄子孙”这个气宇轩昂、耳熟能详的词汇最早见于孙中山（1866～1925）时期。
·汉字发明时间的确定。定性地确定汉字发明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它是在“黄帝在位期间”。定量地确定汉字发明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因为黄帝大约生活在2300B.C.，所以汉字发明的时间大约在2300B.C.”。在本《年表》中，还可以进一步把汉字发明的时间，用“黄帝在位年”来表示，即“汉字发明的时间大约在2337B.C.～2307B.C.”，这是一个30年的年代区间，在4000年的时间跨度中，这个年代结论已经算是精度很高了。但是，我们还能改进对汉字发明时间的估计，可以将汉字发明的时间范围缩小到7年左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讨论“干支”的作者大挠的异名。
《中国历史大辞典》“大填”条下云：“填或作颠、真、坟。相传为黄帝之师。或说即大挠（《吕氏春秋•尊师》高诱注）”。案：大挠诸名中，“挠”字繁体作“撓”，形近于“墳”，而后者所含有的“賁”，则形近于“真”，考虑到其异名大多含有“真”，似乎可以判断，大挠的真名应该“大真”、“大填”、“大颠”中的一个，而以“大填”为最有可能，因为“大墳”显然是“大填”之误。所以大挠的真名与“真”字有关。
“真”字的本义，应当是“（位置）恰好对应”，“（位置）不多也不少”，“恰可一一就座”，“对号入座（者）”。这一判断，可以从五大行星之一的土星又名中看出来。土星又名“填星”。土星在司马迁的《天官书》中被称为“填星”，又名“地侯”。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之“古代五星异名概说”，土星又名“填星”、“镇星”和“地侯”（其异名之少，于五星中为最）。“填”、“镇”二字都含“真”。而土星最大的特点是：其运行周期为28年一周天，按一年宿一舍，刚好有二十八座星舍供其全年就宿。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土星之所以其又名含“真”，是因为二十八宿系统的28间宿舍，好像是专门为土星设立的，即似乎土星才是唯一的二十八宿真正的用户。故可名土星为“真”。至于“真”加“土”旁，或可理解为是受五行观念影响的结果，或可理解为土星在二十八年中可以像以土塞洞那样充塞周天（二十八个）星宿（《说文》：“填，塞也。”）。或者加“金”旁，与“占位”、“重压”的概念有关（《说文》：“镇，博压也。”又云：“博，大通也。”案：“镇”之本义，很可能是指以铜液浇铸陶土模型，铜液以自身重力或辅助的人工压力，通过模型内预设的穴道充塞其内部空间，以形成铜器）。可见，“填”或“镇”均有“占满其位”、“一一对位”之意，两字的这个基本含义与本文判断的“真”义相通（参考：《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案：仙的归宿在天。故仙与天有对号入座的关系，故“仙”在道教中又可称为“真人”）。依同理可推“大填”一名。此名可能与负责作甲子的大挠的寿数有关，即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按顺序配合，得到60组符号，可与我们平时所称的“六十花甲”对应，暗示大挠去世之年恰值其60岁（这里，我们把大挠的寿数比作土星运行周期，把60组干支符号比作二十八宿，即把大挠的寿数中的一年对应一组干支符号）。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大挠”一名原系“大填”之误，“大真”、“大墳”、“大颠”是“大填”一名的误写或伪写、异写（“大真”一名可以是“大仙”之意；“大颠”一名既有“硕头（知识渊博）”之意，也有“高不可攀”之意；“大墳”有“山陵”之意，可能表示他生前像帝王那样功德巍巍，死后则丘墓高耸，成为大地的坐标。郑玄注《礼记•檀弓上》云：“土之高者曰墳”）。黄帝的这位老师应该叫“大填”。“大填”一名的含义，应该与“填星”有关。以下，我们以这样的思路来正面讨论汉字发明时间的范围问题。
《路史•黄帝》记黄帝执杀蚩尤之时年方37岁，蚩尤被杀的绝对年代，依本《年表》，为2338B.C.。黄帝元年为2337B.C.，是年黄帝38岁。大填是黄帝的老师，其年龄应比黄帝大。比照文王大武王15岁的例子，可设大填比黄帝大15岁，即在2337B.C.这一年，大填53岁。汉字的创制，是奉黄帝之命进行的，故其时间上限是黄帝元年（2337B.C.）；汉字中的干支字，是由大填负责制作的，且干支字无疑属于最早创造出来的一批汉字中的一部分，故（最早一批）汉字发明时间的下限就是大填逝世之年。前面已设定2337B.C.时，大填53岁，其寿数又推知为60岁，故其逝世年应该是2330B.C.，此即汉字发明时间的下限。这样，我们可以断言：汉字是在2337B.C.～2330B.C.这七年中发明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本《年表》将汉字的发明时间同意说成是黄帝元年——2337B.C.（这距离真实的汉字发明年，大概只有几年的误差）。
附议：土星一名“地侯”。“地侯”是何含义？比照《金楼子》记载的成汤的两个异名“天乙”和“地甲”，根据此二名中“天”、“地”相对，“甲”、“乙”相连的作法，似乎可以认为，与“地侯”对应的“影名”为“天公”，此二名中先有“天”、“地”相对，后有“公”、“侯”相连，与成汤异名内在规律同。另一方面，古代中外文化中，都把土星视为五大行星中的父亲。而在“七曜”中，日是王，月是王妃，日、月之后有五星，王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而土星既为木、火、金、水的父亲，它的爵位当然就是“公”，其位又在天，故得称“天公”。但古人不称其为“天公”，反而称其为“地侯”，是何道理？我认为这与分野制度的存在有关。中国大地上诸侯林立。天有列宿，地有列国；列宿有宿主曰填星，列国有国主曰国君；填星是“父亲”，君主是“国父”。故“地侯”是以人事名土星，反映了星土分野的制度、二十八宿的存在和“天人合一”的观念。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案：“三皇无文。”故“上古结绳而治”中的“上古”是指三皇时代。“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的“后世”当然是相对于“前世”而言的，即是指五帝之世。“圣人”当然指黄帝或苍颉。
·《庄子》：“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帝王世纪》：“论曰：‘孔子称古者三皇五帝设防而不犯，故无陷刑之民，是以或结绳而治，或象画而化。’”案：“画”即指图画。又曰：“（黄帝）其史仓颉，又象鸟迹，始作文字。”“（黄帝）制以书契”。
·《逸周书·史记解》：“（阪泉氏）文无所立，智士寒心。”案：这句话可能是说蚩尤时代无有文籍，令智者心寒意冷。
·《拾遗记》卷一《轩辕黄帝》：“（黄帝）始造书契。”“（黄帝）置四史以主图籍”。“（黄）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黄）帝使风后负书”。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案：“靡”读作“无”。
·汉简《苍颉篇》：“苍颉作字，以教后嗣。”
·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史前时期”。所以中国的历史时期始于黄帝（2337B.C.），而2338B.C.及其以前，为中国的“史前时期”，包括“三皇时代”（2607B.C.～2338B.C.）。参考：《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
·《论衡·祀义篇》：“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案：“正名”是“标准化命名”之意。“正名”与燧人、伏羲的“始名”有什么不同呢？难道燧人、伏羲二位帝王无权对事物进行标准化命名吗？显然，汉字是黄帝在位其间发明的，故他能利用汉字对事物名称进行标准化管理。参考：《春秋命历序》：“羲皇、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之名。”案：燧人、伏羲父子二人所作的“始名”系统，无疑是一个古越语系统。
·后汉李尤《墨砚铭》：“书契既造，墨砚乃陈，则是兹二物者，与文字同兴于黄帝之代也。”
·《续博物志》卷十引王睿：“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传蒙恬制（笔），非也。”
·黄帝是中国古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古代学者把中国上古史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蜚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春秋命历序》云：“流讫纪，当黄帝之时。”十纪之首纪为九头纪，显然是当人皇之时。而黄帝属十纪之末纪。这样，可以确定黄帝并非“人文初祖”，这与《易·系辞下》称后世圣人（黄帝）易结绳为书契的说法吻合。
·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汉字，从此以汉字记载历史。以汉字命氏制姓。
·仓颉的家乡可能是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镇），汉代即在此建有仓颉庙、坟冢。山东省东阿县（现阳谷县境内）、寿光县西郊各建有一座仓颉庙。东阿县或阳谷县在东平湖北边附近，离开黄帝元子青阳所封之地铸（祝）不远，距离曲阜也不是很远。寿光在山东北部，靠近莱州湾，与鲁西豫东地区无关。仓颉造字的地点，可能是下述三个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一、山东日照两城镇（黄帝登位之地）；二、山东曲阜（黄帝迁都之地）；三、河南新郑（黄帝所都之地。新郑县城南有仓颉造字处，名曰“凤凰衔书台”。凤皇就是三皇。这个造字遗迹地名说明：文字是由三皇带给仓颉的，即仓颉造字是借鉴了三皇史官作图之法，将“鸟迹”图转变成了汉字。这是史界内部的记录手段的革新。“大众造字”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续博物志》卷五：“仓颉本鸟迹为字，……或曰：大篆出周宣王史籀，……或曰：秦人王次仲变仓颉旧文为今隶文”。“隶者，篆之捷也。”案：于引文可见，“仓颉旧文”即地下出土的甲金文；篆书变自“仓颉旧文”；隶书变自篆书。
·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两篆生八分。”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昔者，苍颉作书”。《泰族训》：“仓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
·唐李嗣真《书后品赞》：“苍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湮灭，陈仓籍甚。”
·《论衡·骨相篇》：“苍颉四目，为黄帝史”。《奇怪篇》：“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异虚篇》：“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感虚篇》：“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感类篇》：“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案：王充以“鸟迹”对“蜚蓬”，以为“鸟迹”就是鸟爪印，这是错误的。《订鬼篇》：“世称纣之时，夜郊鬼哭；及仓颉作书，鬼夜哭。”《讥日篇》：“又学书讳丙日，云：‘仓颉以丙日死也。’”《对作篇》：“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别通篇》：“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
·《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兖州续志》：“仓颉，冯翊人，黄帝史官也，生四目，观鸟迹而制字。”
·《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案：许慎以为“鸟迹”即鸟爪印，这是错误的。“鸟迹”是三皇史官传留给他的画有鸟形的三皇功德图。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案：卫恒说沮诵、仓颉作书契“以代结绳”是错误的。沮诵、仓颉一为左史，一为右史，一记言，一记行，分工严密。他们是不是上任第一天就发明了汉字？并且马上用刚刚发明的汉字纪史？当然不会那么凑巧。他俩应该是在担任史官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研制汉字的。那么，发明汉字之前，他俩作为黄帝左右史，真的是用结绳来纪史的吗？结绳纪事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在用这种原始方法记事的社会发展阶段，相信史官还没有出现，更不必谈左右史官的分工合作了。在汉字于2300B.C.发明以前，中国有过一个以图载史的时代，起讫时间是从3300B.C.至2300B.C.，约计一千年，发明载史之图的人被后世称为“史皇”，他生活的时代，当然是在3300B.C.；他生活的地点，在太湖流域；他所属的古族，当然是古越族（仓颉也被后世称为“史皇”，不过他发明的不是载史之图，而是载史之书。所以中国有两个史皇，生活的时代相距一千年。另外，“史皇”顾名思义，就是“史界的帝皇”、“史界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以图载史”的往事，有以下的古文献记载：《吴越春秋》：“功可象于图画”。《世本》：“史皇作图。苍颉作书。”《吕氏春秋·勿躬篇》：“史皇作图。”《世本·御览卷七五○》：“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谓画物象也。”《尚书纬》：“三皇无文字。”《孝经援神契》：“三皇无文。”《路史》：“而三皇内文皆三元八会，自然成文，诸仙皆谓鸟迹之始”。《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张产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夫画者，启教化，成人伦，穷人变，测幽微。自古圣王受命膺籙，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巢、燧以来，均有此瑞。庖牺氏发于荣河之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兴于温洛之间，史皇仓颉肇焉。是时书画同体，粉篆制肇创，盖犹简略，无以传意，以故有书；无以见形，以故有画。按字学之部六，曰鸟书。在幡信上，象鸟形者，画之统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则亦画之意也。”《路史·燧人氏》：“（燧人氏）握幾矩，表计寘……（原注：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运转之法，本天以施政教。作其图，谓之计寘。在伏羲前，于时无书，刻石而谓之尔。刻言：“苍精渠肩之人，能通神灵”之意也）。《韩拙山水纯全集·说郛卷四二》：“夫画者，肇自伏牺画卦。至黄帝时，史皇、仓颉生焉。史皇状鱼龙之迹，仓颉因而为字，盖画先而书次之。”《宋濂画原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一六》：“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作画，书之与画，非异道也。书者，所以济画之不足也，使画而可尽，则无事于书也矣。”（以上资料引自陈登原所著《国史旧闻》）。《拾遗记》卷一《颛顼》：“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易纬乾坤凿度补遗》：“（禹）得抵坠象图于会稽”。《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续博物志》卷十：“关龙逢引《皇图》以谏桀”（《帝王世纪》说同）。《绎史》注引《太公金匮》：“（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亦奔周。”《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今本竹书纪年》：“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黄奭辑《河图》卷五《河图挺佐辅》：“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招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汉书·方术传》：“河洛之书，龟龙之图，……”。《路史》注引《郑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语言，以告王者。”
以上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仓颉发明汉字以前，有过一个以图画记载历史的时期，这种用以记载皇史的图画，系由“史皇”创造，其特征是图形中画有鸟，此种鸟形古迹图被称为“鸟迹”。故“鸟迹”不是指泥滩上真实的“鸟爪印”，而是指记载三皇功德的“鸟图”，即如“佛利尔一号璧”刻图所显示的那种图，它也就是古人所称的“仓颉……盖睹鸟迹”以兴文字、“仓颉观鸟迹而制字”诸语中所提到的“鸟迹”。在汉字发明以后，载史之图与载史之书一同作为史官的纪事手段，继续服务于王室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所以一直有“河图”、“洛书”这样的先图后书的顺序。
所以中国在前文字时代，并不完全是结绳而治的时代，而是有过一个确切无疑的以图载史的时代，即有过一个从结绳纪事向使用文字过渡的中间时代。毫无疑问，用以记载史实的“图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图形结构比象形文字复杂；二是不和语言配套。如果和语言配套，那么这种图画只能叫做文字，例如玛雅文字。三是一幅图画对应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注意：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汉字的年代可定在2337B.C.，则此时距离本《年表》天皇元年（2607B.C.）只有272（=2608-2336）年时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的距离），黄帝的史官们完全有能力回忆并追述距离他们272年前后的人和事。又由于黄帝以来，三皇事迹累世相传，文牍墨迹不断，故我国汉代文献对三皇事迹叙述相当详备。若三皇果真为天地开辟时候的人氏，那从地球年龄可知他们生活在45亿年前，或从人类起源历史可知，他们应当生活在几百万年前，则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后，他们的后代真有能力记住那么遥远的人和事吗（对比之下，现代中国人对本民族三千年以前的事都搞不清楚了——例如周武王伐纣年代。在这个例子中，汉朝的大学者刘歆距离武王伐纣只有一千年，可他实际上没能搞清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份）？所以，三皇时代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有四千几百年，三皇时代是半史前时代（或称为“原史时代”）。（《帝王世纪》曾宣称：“自天地开辟，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积二百七十六万七百四十五年。”这是瞎说。以本《年表》所确定的人皇元年2550B.C.，加上公元后的265年，得2815年，以每代30年计，得94代，这应该是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所经历的真实的时间和父子相继的总代数。）参考：作者读书摘记：约600万年前，人猿分化，人直立行走。约250万年前，人类开始制造石器，真正的人属诞生。约200-100万年之前，人类脑量迅速增加。约20万年前，现代人种出现。
·黄帝姓姬，名荼，文献又称其为“轩辕氏、公孙氏、老孙氏”（比较：炎帝神农又可称为“中孙（氏）”，可见二人并非兄弟平辈关系），2375B.C.出生在位于今山东曲阜城东四公里处的寿丘（或云“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父亲叫“大业”（据《路史》。案：秦先祖亦有名“大业”者，此属“同名”例。又“大业”本指“富有”，原初非为私名，而在黄帝例，亦恐非其父私名。《周易》之《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与神农（蚩尤朝的最高农官）同一辈分，且同出于少典氏族。母亲叫附宝，又名吴枢。2355B.C.娶嫘祖（时年黄帝约20岁），2354B.C.（时年黄帝约21岁）嫘祖生次子昌意（昌意子颛顼约生于2334B.C.，时年黄帝约41岁）。2338B.C.在著名的“涿鹿之战”中执杀蚩尤（时年黄帝37岁，据《路史》）。（蚩尤是最后一个良渚莫角山巨型台址的主人（他可经海路回到良渚）。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在考古学上被证实废弃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早”时段，即2300B.C.-2250 B.C.之间，与本《年表》推定的蚩尤死年2338B.C.相合，这可间接印证“涿鹿之战”史实）。黄帝崩于约2307B.C.，享年约68岁，在帝位约30年。参考：①《河图帝命验》：“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炤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邱。”②《淮南子·天文训》：“轩辕者，帝妃之舍也。”
·黄帝可能源于女娲，是女娲一系的人物。理由是：一、黄帝号称“轩辕”，而“轩辕”本指帝妃之舍（二字从车，或指帝王出行时随行的女眷车队），这一情况暗示黄帝可能出自帝妃之族。文献又说黄帝姬姓，从“姬”字本义可说明他本为妃妾之子。又根据周弃姓姬，而其母姜原为帝喾元妃的文献记载，可以用类比的方法看出黄帝姬姓的由来。而女娲有可能是伏羲元妃。二、《五帝本纪》说黄帝属官“皆以云命”，军队称“云师”；[正义]：“黄帝，……又曰缙云氏”。《竹书纪年》：“（黄帝）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有景云之瑞”。《帝王世纪》：“（黄帝）后作《云门》、《咸池》之乐，《周礼》所谓《大咸》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乐书》：“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此乐）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听之将败。’……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而《路史》称：一说女娲云姓。在“风云”一词中云总是排在风之后；而作为自然界的事物看，风云又是相伴随的概念。而风就是“凤”。伏羲风姓，是凤皇。故紧随风之后，与之密切相伴的“云”，可能代指凤皇之妃。所以，女娲应该是云姓，而非风姓。准此，则可说明与“云”关系密切的黄帝，可能是女娲后人，或其族裔。三、女娲可能是陕西人。而黄帝与陕西关系密切。《路史》注引《长安志》云：骊山有女娲治处；又云：蓝田谷次北有女娲氏谷，三皇旧居之所，即骊山也。案：骊山、蓝田均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骊山是女娲治处，则不必为其生处。但蓝田谷次北之女娲氏谷，不像是其治处，则有可能是其生处，否则以“女娲氏”作谷名似乎不太好解释。黄帝与陕西的关系，主要是在其史官仓颉的籍贯上表现出来的。史官与帝王关系特殊，是帝王亲信，亲信多出自亲戚或乡谊。仓颉的籍贯是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古文献所记只有这一处）。另外，《张产远历代名画记》卷一称：“轩辕氏兴于温、洛之间”。温水不详在何处，洛水却源出陕西。这条记载也使黄帝与陕西沾上了一点关系。在考古资料方面，考古学家邹衡说：“西周至东周的金文（包括货币文）证实，黄帝子十二姓中的姬、苟、姞等姓就在今陕西、山西两省。”其中，黄帝子十二姓中的姬姓，与黄帝同姓，其封国既在陕、山两省范围之内，说明黄帝祖籍可能就在西部地区。再者，《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说黄帝之乐名《咸池》，而《天官书》称二十八宿西宫亦名曰“咸池”。这似乎也说明黄帝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关系很特殊。四、女娲与黄帝同御应龙。龙有许多种类。《淮南子·地形训》：“羽嘉生飞龙，飞龙生鳳皇，鳳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所以按《淮南子》说法，有四种龙——飞龙、应龙、蛟龙、先龙。显然按照引文排名顺序，四种龙以飞龙地位最高（伏羲即为飞龙氏）。其次是应龙。应龙是黄帝集团的标志性动物。《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又曰：“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史记·五帝本记》〔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类聚》卷11及《御览》卷79引《世纪》：“黄帝……又征（师）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黄帝集团来源于中国西北地区，这是因为黄帝集团的主力军“应龙”与马的概念相关（“应龙生建马”），而《山海经》中人面马身的山神其分布多在北方与西方，这与我国历史上好马往往来自西域的文献记载吻合。“应龙”又与麒麟的概念相关（“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路史》：“以五灵妃（配）五行……：龙为木（东），鳳为火（南），麟为土（中），白虎为金（西），神龟为水（北）”。此引文即以麒麟配土居中，这与古文献以黄帝属土居中的作法是一致的。《路史》：“《三五历记》遂记黄帝之世，以麟为畜。”这是说，黄帝时代以麒麟为国兽。《路史》：“夫麟，王者之嘉瑞也。”“除旧于东而西获其麟”。引文中说从西方获得瑞兽麒麟，而陕西地处中国西部。所以，可以看出，在古人的观念中，麒麟（据说雄为麒，雌为麟）与黄帝有关。而麒麟正是应龙系统的动物。总之，黄帝使应龙攻杀了蚩尤。女娲御应龙的记载可见于《续博物志》卷五，其云：“女娲之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应龙，骖青虬，席罗图，震黄璐，援绝瑞，前白螭，后奔蛇。”其中提到了“服应龙”，“服”可理解为“驯服”、“降服”，也可理解为“驾御”，因为驯服动物的目的是要驾御它，使用它。但“服应龙”绝不可理解为“伏诛”。故女娲与应龙之间是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敌对的关系。五、黄帝战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黄帝似乎是得到了西王母的支援，而西王母住在西部地区。看来，黄帝的力量源泉在西方。《帝王世纪》：“昔蚩尤无道，黄帝讨之于于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黄帝乃立请祈之坛，亲自受符，视之，乃昔者梦中所见也。即于是日擒蚩尤。”六、《夏本纪》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遁甲开山图》则云：“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古人提供的数字多不准确，也就是他们提供的定量信息多不可信，但他们提供的定性信息还是值得重视的。文献一云大禹为黄帝之后，一云大禹为女娲之后，如果二说都对的话，只能说明黄帝为女娲同族后辈。参考：①张华《博物志》卷八：“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武帝）乃供帐（于）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九华）殿西，南面，东向，坐，头上戴玉胜，（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侠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坐）。王母（向三青鸟）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桃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惟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九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引文中西王母乘的是“紫云车”，又头上“青气郁郁如云”，与女娲云姓之说暗合。又引文暗示东王公（汉武帝）与西王母合育生命（二人相会时间与牛郎织女相会时间相同），此则与古文献关于东方苍帝伏羲与（云姓）女娲合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的说法一致。《穆天子传》：“赤乌氏先出自宗周，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这里，古公亶父以元子封东（地濒大海），以元女封西（地近流沙，与西王母在流沙说合），颇有东王公居东、西王母居西的意思。再配上《国语》伶州鸠“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之说，就与张华《博物志》卷八所叙述的那个东王公、西王母相会于岁在鹑火之年的故事差不多了。②《神异经》③《五帝本纪》[正义]：“黄帝，……号曰有熊氏”。案：熊乃庶兽之一，生于麒麟。故黄帝号曰有熊氏与其以麟为国兽的作法是一致的。④《五帝本纪》[正义]：“黄帝，……又曰帝鸿氏”。案：《说文》曰：“鸿，鸿鵠也。从鸟，江声。”又曰：“鵠，鸿鵠也。从鸟，告声。”案：鸿鵠即天鹅，或云大雁。《说文》再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案：于引文可见鸿只不过是多象综合体凤的身体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为首要部分。由此可见鸿鵠的政治等级低于凤皇，但仅次于后者。另外，“洪水”又称“鸿水”，按本文对“江”字的理解，“鸿水”应为发生于鲁西豫东沼泽地区的洪水。另一方面，鲁西地区的曲阜是黄帝出生地与所都之地，这可能是黄帝又号帝鸿氏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确定黄帝的出身：黄帝出自女娲之族，女娲之族是世居陕西渭水流域的土著。（女娲嫁为伏羲妇后，可能算是伏羲同族之人了，因此，她身上的文化标记也从马、麟之类改为了蛇，所以汉代墓葬出土的壁画上，女娲为蛇身，而历代文献多云女娲为蛇身之人。文化标记，也就是族属标记，应该是可以更改的。例如太伯、仲雍奔吴之后，既然断发文身，成为当地土著的正式成员，那么他俩的文化标记，就应当是“蛇”。所以不能够凭着“女娲蛇身”的记载，就认定她生来就是古越族。）
·《续博物志》卷四：“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箓，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受淮斥。”
·在《竹书纪年》的年代框架中，可推定黄帝生活的时代相当于现代考古学所谓的“龙山文化时代”。
·《路史》：“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神农氏），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生黄帝于寿丘。”从引文可见神农与黄帝二人并非同辈兄弟。
·黄帝处在城楼林立的时代。《封禅书》云：“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谓：“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淮南子•览冥训》云：“黄帝治天下……城郭不关，邑无盗贼。”《管子》：黄帝作合宫。这些记载说明，黄帝生活在城池林立的“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500B.C.～2000B.C.）”。
·《河图稽耀钩》：“黄帝幼好习兵”。《礼纬含文嘉》：“黄帝修兵革以德行”。案：“修兵革”犹言修武备，以应不时之需。《国语·鲁语上》：“（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路史·有巢氏》：“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难五十战而后济。”《鶡冠子》：“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战）。”《帝王世纪》：“（黄帝）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这些记载都暗示：黄帝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发生的时代，也就是“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500B.C.～2000B.C.）”。
·《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郊祀志》：“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孝武本纪》：“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续博物志》卷三引《子华子》曰：“（黄）帝乃采铜炼刚质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大炉者，鼓阳化神。”既然说黄帝采铜铸鼎，就说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不会离开青铜时代太远。考古学上认定的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年代，是2000B.C.。本《年表》认定黄帝生活在2300B.C.前后，只比2000B.C.早了300年，距离不算太远。可是如果说黄帝是五、六千年以前的人，那就与考古证据严重抵触了。
·《说文》：“古者黄帝初作冕。”
·古代也有人把黄帝列为“三皇”之一。可是“黄帝”名号中的“帝”字已经告诉我们，他属于五帝时代，而非三皇时代。
·《新唐书•志历三上》：“……又引《吕氏春秋》，黄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钟，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年，而春分亦在奎。”案；《新唐书》成书的时间在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由“至今三千年”可推得黄帝生活在2300B.C.左右。
·参考：疑古派学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之一（抄自《古史续辨》，刘起钅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黄帝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最早的一位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公认他为全族的始祖。实际是我国古代生息在黄河上游西北广大地区较原始的部落（当即是早先的氐羌族）中，有一支住在姬水一带（见《晋语》，即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今陕甘青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因率先进入青铜器时代，创造了较先进文化，因而形成为先进的黄帝族。他们的族名就是由于有一位杰出的始祖黄帝来的。他们族中一支进入今山西省南部创造了夏文化，因而称夏族，他们进入中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再传下来，就是也生息在陕西境的姬姓的周族，他们推翻了东方鸟夷族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商代，而建立了第三个王朝周代。追念自己的远祖黄帝族，就用自己的姓追呼黄帝族也为姬姓。这一姬姓的黄帝族和住在姜水（在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注入渭水）一带的姜姓的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都比原来母亲氏族氐羌的文化发展得较高，建立了父系家长制的新部落，黄帝就是这样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的杰出的军事首长。他的名字后来成了本族保护神，也就是本族宗祖神，长期为人们所崇拜着。文献中如《国语•晋语》及《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少典是族名，即“氐”的音转。《史记•五帝本纪》据战国资料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其国号“为有熊”。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指出，“公孙”是公之孙，上古时无此称；“轩辕”是指黄帝居轩辕之丘，依所居以为号，非黄帝名；“有熊”不见于传、记，不合《帝系》原意。崔述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这本是神话，亦不需深究其是非。所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献如《易•系辞》、《世本•作篇》等盛称黄帝时期有各种发明创造。其反映生产方面的，有穿井、作杆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其名号轩辕即反映制作了车辆。其反映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屝履、医药等，精神文明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文字等等。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是以后来的文化成就加在黄帝身上，但确也反映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当时的黄帝族确已抵达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上了，所以有这么多关于发明创造的灿烂成就的传说。这些丰富传说的事实素地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种种成就。文献中所记载有关黄帝的主要故事，有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及对北方荤粥族的斗争，还讹传过一个与赤帝的阪泉之战。《战国策•秦策》记苏秦把“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与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武王伐纣并称，表明这些都是这几个帝王一生中主要的战争事业。此事已见于《山海经》神话中，《大荒北经》记黄帝与蚩尤战于冀州之野，以应龙、女魃杀蚩尤，《大荒东经》亦记应龙杀蚩尤事。而《逸周书•尝麦篇》则载杀蚩尤于中冀。此所谓中冀、冀州当即指涿鹿所在。《水经•漯水注》谓“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下洛即今河北涿鹿境，确即古冀州境。夏族与九黎——三苗族首领蚩尤之争已反映在《尚书•吕刑》中，这是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当有史实为背景。关于与荤粥的斗争，见《史记•五帝本纪》引战国资料说黄帝“北逐荤粥”。这是黄帝族进入冀州后，为保卫居住领域的安宁，必须免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的骚扰，所以才逐走他们的。至于黄帝与赤帝阪泉之战，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但《史记•五帝本纪》里不作赤帝而作炎帝，这已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孟夏纪”和《礼记•月令》等。把五色与五方帝相配，以炎为南方赤，是阴阳五行说盛行以后的事，可见这一传说的后起甚明。而且黄帝与炎帝两族相为婚姻，是姻亲部落，始终是相亲近合作的两族，同自西北发展到中原，有互相支援的需要，没有理由自相火并（正像周代的姬、姜，辽代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姓审密氏一样，彼此世代通婚，不会以兵戎相见）。阪泉之战只能是涿鹿之战一事在传说中的分化、讹传。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按《水经•漯水注》云：“涿水出涿鹿山，……又东北与阪泉合。……《魏土地记》曰：‘下洛城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是阪泉与涿鹿实为一地，而蚩尤又有阪泉氏之称，都可证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总之，并无黄帝与赤帝（转为炎帝）的阪泉之战，而只有黄帝族东进过程中受到中原居民黎苗族的抗击，因而在涿鹿亦即阪泉这块地方和蚩尤率领的黎苗族发生过的战事。（因此毋宁说，资料中的赤帝即指蚩尤，而非指炎帝。）黄帝族经过夏代和周代两个历史时期，与东方以鸟夷为主的各族，及南北其他各族的相与冲突、交往与融合，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于是各族的宗神和祖先都被编排成黄帝一系的分支，构成一完整的血缘世系。这是由战国末期的《帝系》篇所编成的。反映到这个时候，各地各族确已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族了。黄帝就成了全华夏族的始祖。战国时的金文《陈侯因资敦》有“高祖黄帝、迩嗣桓文”（远承黄帝、近承齐桓晋文）之语，是先秦时已公认黄帝为最早的祖先。从此人们总是把这最早的祖先黄帝和他的姻亲族的炎帝并举，来表示华夏族从光荣的始祖黄帝开始，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庄案：这就是疑古派声称要重建的“中国上古史”。要阉割一个民族，有两种方法，一是将该民族的知识分子全部杀光，在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这么做是有效的。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二是将该民族的知识分子全变成数典忘祖之辈。在以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的刘文里，“黄帝”仅仅是一个野蛮时代的符号，他没有父母妻子儿女，没有姓名，也没有出生时间和地点，还谈论什么“人文初祖”呢。疑古派的意思很明白：抗战开始之际，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曾互为死敌的国共两党人士，一起到黄帝陵前所祭拜的那位“人文初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乌有先生。参考：2007年3月11日《参考消息》刊载法新社东京3月9日电，题：“日记显示裕仁后悔入侵中国”。电文摘要如下：“据今天公布的日本已故天皇裕仁的一名侍从的日记透露，裕仁天皇曾后悔与中国开战，因为他发现中国这个敌人出人意料的强大。……1940年10月12日，这位侍从的日记援引裕仁的话说：‘中国的强大出人意料。所有人对战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特别是那些身为专家的军官们。’”庄案：众所周知，裕仁所谓的中国出人意料的强大，其背景是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抗战，即“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的根据就是“海内外华人同为炎黄子孙”的这一传统观念。如果没有这种传统观念，那末中国就真的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征服了。很明显，天皇的军事顾问们只是详细算计了当时中国的硬实力，如多少架飞机，多少辆战车之类，而未将中国的软实力（如悠久的文明史等）考虑在内，因而失算了。但日本人为了征服中国，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他们作了软、硬两手准备。软的一手是拉拢中国知识分子，那时中国学子到日本留学是不需要签证的，周作人（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长”，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就是日本人用“软的一手”培养出来的一个亲日派，一个大汉奸。不过，这“软的一手”未能成功地从中国人头脑中除去“炎黄子孙”的固有观念，所以说是根本失败的。下次谁想要征服中华民族，可记得先要设法除掉“炎黄子孙”的固有观念，方法可以借鉴上引刘文，先把炎黄二人虚化、神化，闭口不提他们的父母妻儿和他们的出生地点时间，也否认他们有名有姓，而把他们变成为两个野蛮时代的符号；再借口是野蛮蒙昧时代，中华文明与他俩无关，这样，中国人就没有必要为两个符号而感到自豪了，而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则更属子虚乌有、海外奇谈。
·在疑古派的“黄帝”条释文中，黄帝这个人没有中国特色，把他说成是古犹太移民，说他从西亚到中国来传播福音亦未尝不可。但古文献却明确说了黄帝时代“以玉为兵”（《越绝书》）。而中国礼玉文化独步世界，后来中国人又发明仿玉——瓷，使中国成为独步世界的瓷国，英文的“china”一词，就把“中国”和“瓷”划了等号。而玉——瓷的联系又表明了中国文化在8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脉相传，未曾中断。故玉器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表性文物。疑古派以为青铜器比玉器先进，这一点上，苏秉琦先生倒是观点鲜明，他说：玉器是不亚于青铜器的东西。疑古派企图通过抹杀黄帝身上的玉文化印记，来为“中国（青铜）文明来自西部（最终来自西亚）”这一命题预留证明空间。
另外，“以玉为兵”只能理解为“以玉钺为兵”。“兵”即武器。黄帝时代的武器无非是戈、矛、戟、弓箭之类，这些实用兵器是不可能用贵重的玉来制作的。所谓“玉兵”，只能是“礼兵”。“玉兵”或“礼兵”只能是供王者使用的兵器。而上古时代王者使用的玉兵只有玉钺一种。故“以玉为兵”就是“以玉钺为兵”。而黄帝以玉钺为兵，说明他的时代有两大特征：其一，他处在“崇玉”时代，即强势人物普遍使用玉礼器，其时玉的消耗量很大。考古研究证实，中国有过三次玉文化高潮，第一次出现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第二次出现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五百年前；第三次出现在黄淮流域的龙山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四千六百年到四千年前。而文献中的黄帝活动在黄淮流域，这显示他生活在龙山文化时期（2600B.C.～2000B.C.）。其二，他处在战争频繁的时代，因为以贵重的玉来制作礼兵，说明那个时代人们重视兵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战争遗迹最为密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也说明，黄帝处在龙山文化时期。
·在疑古派的“黄帝”条释文中，关于黄帝时代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实际列出七项：“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文字”。请读者注意：中外历史学界公认的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是文字。可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汉字，被疑古派排在了黄帝时代精神文明成就的最末位，排在了笙竽后面，连个乐器都比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