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哀江南赋》.陈寅恪 哀江南赋序翻译

读《哀江南赋》

陈寅恪

  本 文 小 引

  ——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

  ——解释《哀江南赋》,须于当日之实事,即所谓“今典”多所考证,当可见庾信(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而更有实事实语,可资考证者在。故《哀江南赋》岂易读哉!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质言之,解释《哀江南赋》之“今典”,先须考定此赋作成之年月。又须推得周陈通好,使命往来,南朝之文章,北使之言语,子山实有闻见之可能,因取之入文,以发其哀感。请依次论之。

  《周书》四一《庾信传》《哀江南赋·序》云:

  中兴道销,穷于甲戌。

  又云: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

  赋云:

  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

  寅恪案,西魏之取江陵在梁元帝承圣三年甲戌,即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年)。岁星一周,为周武帝天和元年丙戌,即陈文帝天嘉七年(五六六年),是岁子山年五十三(详倪《庾子山年谱》。倪氏虽有舛误遗漏之处,然与兹所论证无涉者,均不置辨。)虽或可云暮齿,然是年王褒未卒(见《周书》)四一《北史》八三《王褒传》),子山入关与石泉齐名,苟子渊健在,必不宜有“灵光岿然”之语明矣。若岁星再周,则为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即陈宣帝太建十年(五七八年)。是年子山已由洛州刺史,征还长安,为司宗中大夫,年已六十五岁,即符暮齿之语。且其时王褒已逝,灵光独存。任职司宗,身在长安,亦与践望长乐宣平等句尤合。又据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之语,则《哀江南赋》作成之时,其在周武帝宣政元年十二月乎?(是时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尚未改元。)

  此赋作成之年月既考定,则时事之在此断限以前,论其性质,苟为子山所得闻见者,固可征引以解释此赋也。

读《哀江南赋》.陈寅恪 哀江南赋序翻译

  自陈毛喜进陈、周和好之策,南北使命屡通。其事之见载于陈、周书及南北史诸纪传者甚众,不须备引。兹仅录《陈书》二九《毛喜传》(《南史》六八《毛喜传》,《通鉴》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条略同。)一条,以见陈、周通好之原起于下:

  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国,喜于郢州奉迎。又遣喜入关,以家属为请。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仍(疑当为“乃”。——编者)迎柳皇后及后主还。天嘉三年至京师。

  陈、周既通好,流寓之士各许还国。子山本欲南归,而陈朝又以子山为请。《周书》四一《庾信传》(《北史》八三《文苑传·庾信传》同)云:

  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

  《陈书》三二《孝行传·殷不害传》(《南史》七四《孝义传·殷不害传》同)略云:

  与王褒、庾信俱入长安。太建七年,自周还朝。

  倪鲁玉注《北史·庾信传》据此云:

  是陈氏请褒及信在太建七年,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

  寅恪案,《周书》五《高祖纪》上(《北史》十《周本纪》下,《通鉴》一六八“陈文帝天嘉二年六月”条同。)云:

  保定元年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

  此殷不害与《陈书·孝行传》及《南史·孝义传》之殷不害当是一人。考周武帝保定元年即陈文帝天嘉二年(五六一年)尚在周武帝建德四年即陈宣帝太建七年(五七五年)之前十四年。《周书》、《北史》本纪等所载之年月,虽显与《陈书》、《南史·殷不害传》不合,然殷不害之为周武帝所遣还,则无可疑也。

  又王克事附见《南史》二三《王传》,不载其自周还陈始末及年月。惟《陈书》一九《沈炯传》(《南史》六九《沈炯传》略同)云:

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绍泰二年至都,除司农卿。

寅恪案,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下距周武帝建德四年,更早十九年,则非在周武帝之世明矣。史传之文先后参错,虽不易确定,然可借是推知二十年间陈、周通好,沈炯、王克、殷不害之徒,先后许归旧国。惟子山与子渊数辈为周朝历世君主所不遣放,亦不仅武帝一人欲羁留之也。今史文虽有差异,然于此可不置论。所应注意者,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屡有东归之事,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失望,哀怨因以益甚。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亦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哀江南赋》哀怨之词,尚有不能通解者矣。

又子山图归旧国之心既切,则陈使之来,周使之返,苟蒙允许,必殷勤访询。南朝之消息,江左之文章,固可以因缘闻见也。《北史》八三《文苑传·王褒传》(《周书》四一《王褒传》略同)云:

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让兄弘正自陈来聘,[武]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书焉(《周书》兼载弘让复书)。

史所谓“褒等”自指子山之流。今《庾子山集》四如《别周尚书弘正》,《送别周尚书弘正》二首,《重别周尚书》二首等诗,俱可据以证知也。

复次,当时使者往来,其应对言辞,皆有纪录,以供返命后留呈参考。如后来赵宋时奉命辽金者,所著行程语录之比。今《宋书》四六《南史》三二《张畅传》,《魏书》五三《北史》三三《李孝伯传》,所载畅与孝伯彭城问答之语,即依据此类语录撰成者也。子山既在关中,位望通显,朝贵复多所交亲,此类使臣语录,其关切己身者,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然则当日使臣传布之江左篇章及其将命应对之语录,苟在《哀江南赋》作成以前者,固可据之以为赋中词句之印证,实于事理无所不合也。

《陈书》一九《沈炯传》(《南史》六九《沈炯传》略同)略云:

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绍泰二年至都,除司农卿。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以疾卒于吴中,时年五十九。

《陈书》三《世祖纪》(《南史》九《陈本纪》上、《陈书》三五、《南史》八十《留异传》、《通鉴》一六七及一六八《陈纪》略同。)云:

[陈武帝永定三年]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诏遣太尉侯、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

[陈文帝天嘉二年十二月]先是,缙州刺史留异应于王琳等反。丙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讨之。

据此,沈初明卒年当在陈武帝永定三年,即周明帝武成元年(五五九年)。初明以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由长安还建康。其南归仅四岁,即逝世也。检《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俱载有初明所制《归魂赋》。其序云:“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是知《归魂赋》作成之年必在绍泰二年(是年九月朔改元太平)梁尚未禅陈之时,即或稍后,亦不能逾永定三年之时限,则不待言也。(史言初明卒年五十九。据《归魂赋》云:“嗟五十之逾年,忽流离于凶忒。”则其卒年似不止五十九也。兹以与此篇无关,故不考辨。)今观《归魂赋》,其体制结构固与《哀江南赋》相类,其内容次第亦少差异。至其词句如“而大盗之移国”,“斩蚩尤之旗”,“去莫敖之所缢”,“但望斗而观牛”等,则更符同矣。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以流传关右,何况初明失喜(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南归之作,尤为子山思归北客所亟欲一观者耶?子山殆因缘机会,得见初明此赋。其作《哀江南赋》之直接动机,实在于是。注《哀江南赋》者,以《楚辞·招魂》之“魂兮归来哀江南”一语,以释其命名之旨,虽能举其遣词之所本,尚未尽其用意之相关。是知古典矣,犹未知“今典”也。故读子山之《哀江南赋》者,不可不并读初明之《归魂赋》。深惜前人未尝论及,遂表而出之,以为读《哀江南赋》者进一解焉。

又《周书》、《北史·庾信传》并云:

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

是其赋末结语尤为其意旨所在。“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二句,非仅用李将军、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当时之“今典”焉。倪注释将军句云:“谓己犹是故左卫将军也。”是诚能知“今典”矣。而释王子句,乃泛以梁国子孙之客长安者为说,是犹未达一间也。检《北史》七十《杜杲传》(《周书》三九《杜杲传》略同)略云:

初,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及江陵平,顼随例迁长安。陈人请之,周文帝许而未遣。至是,[武]帝欲归之,命杲使焉。陈文帝大悦,即遣命报聘,并赂黔中数州地,仍请画界分疆,永敦邻好。以杲奉使称旨,进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陈于是归鲁山郡。[武]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诏杲送之还国。陈文帝谓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是周朝之惠。然不还鲁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价岂止一城?”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于陈。[陈]宣帝谓杲曰:“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王褒、庾信之徒既羁族关中,亦当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陈宣意,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长湖总戎失律,临难苟免,既不死节,安用此为?且犹牛之一毛,何能损益。本朝之议,初未及此。”陈宣帝乃止。

寅恪案,《哀江南赋》致意之点,实在于此。杜杲使陈语录,必为子山直接或间接所知见。若取此当时之“今典”,以解释“王子”之句,则尤深切有味,哀感动人。并可见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必更有实事实语,可资印证者在,惜后人之不能尽知耳。然则《哀江南赋》岂易读哉!

  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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