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说庄子《天地》第三讲黄帝及尧舜禹的几则故事 阿健禅说

禅说庄子《天地》

第三讲黄帝及尧舜禹的几则故事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修道的过程与本钱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我们知道中国的方位,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赤水就是南水的北边。

“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黄帝回老家的时候,掉了一颗“玄珠”。这个“玄珠”就是“抱朴守素”的那个“朴”、“素”。要知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精神,它的本来面目就是“朴素”,就是纯粹;它是没有东西的,就是“空”、“无”。如果还是“花”的,还是青黄赤白黑在那里钩描一通,那么就不是了。正因为它是空的、无的、朴素的,所以它的功能才是“玄”的。为什么它是“珠”呢?因为“珠”是圆的,佛教里以“镜”,特别是“大圆镜”来比喻我们的这么一种精神,实际也就是“玄珠”。“黄帝”中华民族的始祖,到外边去考察,从南到北,“游乎赤水之北”,又回到北边,又登昆仑之丘,昆仑是在西方。你看黄帝南边也去了,北边也去了,最后又“南望”。“南望”是什么意思呢?是寻找光明!但是就在他寻找的过程之中,就恰恰失其“玄珠”,就把自己的心丢了。所以我们看洞山祖师那个“悟道偈”:“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殊”,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的东西丢了,不得了——“使知索之而不得”——他就派智慧大臣去寻找,找不到。“使离朱索之而不得”——“离”在易经中的离卦属火,也是南方之象,是光明;“朱”也是光明,光明上加光明,也就是更加智慧,去寻找还是找不到。“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什么是“喫诟”,二郎神的“哮天犬”,它鼻子的搜索功能比搜索犬还强,把这些手段都使尽了,还是找不到。“乃使象罔,象罔得之”——什么是“象罔”?就是睡着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一心不用。嗳,这下就把“玄珠”找回来了。

黄帝很奇怪,说:我派了那么多神通广大、智慧超群的人去找,都没有找到;怎么派了“象罔”这么一个又瞎又聋又跛的人,一去就找到了呢?这个故事很巧妙地比喻了我们修道的过程,特别是有些“闭关”的人,用了很多功夫,天天阅藏、看书,修这样功夫、那样功夫,就是“使智索之而不得”,不能得;换一种方法,“使离朱索之”,离朱就是“加行”,加行再加行,加了行以后仍然不得;“使喫诟索之”,“喫诟”是专门捡脏东西吃的,你说我入得佛,入不得魔,我就入魔来看一下,这样来找还是找不得。因为你还在“两边”转嘛。

佛法讲“两边三际断”。这个“象罔”就是“两边三际断”,既不入圣,也不入凡;既不入佛,也不入魔;既不进入过去,也不进入未来,也不进入现在。所以“象岡”进入了这个状态,了不得,大彻大悟,就把“玄珠”给找回来了。

把“玄珠”找回来了,于是乎黄帝就很感叹!所以我们看在《大宗师》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养生主》中也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都反复在谈“知识”和“灵性”的关系;“知”和“不知”的关系;“拥有”和“不拥有”的关系,这里边奥妙无穷。我们怎样在这个方面使自己得到升华?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大家到龙江书院来学习,我也苦口婆心地就这个题目反反复复地说;说穿了,道家学说和禅宗也是说这个事情,反复提示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弄好了,你哪还需要去读其他的书呢?你在学道这件事上就够了,也就是本钱到位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尧问于许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为人也,聪明叡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上治治未乱,上医治未病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当然在道家学说里还是讲传承,尧帝的老师是许由,许由的老师是齧缺(缺牙齿的人),齧缺的老师是王倪,王倪的老师是被衣。文中先把这层关系交待清楚了。

“尧问于许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大家都知道上古三代“禅让”,尧很贤能,看到有道的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自己不想当皇帝。就这样让过去让过来,大家都不愿意当。有一次,他问许由,你的老师、我的师公齧缺可以当皇帝吗?我去说,他可能不听;你去请,也可能请不动;我想请太师公王倪来迫胁他当天子。因为这些都是神仙,可能都是活了几百岁,而且还是很年青的这一类神仙。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不行呀!这样很危险。我的这个老师齧缺是千万不能去当皇帝的,如果他当了天子,整个天下就很可怕。于是许由就介绍齧缺的为人。

“齧缺之为人也,聪明叡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齧缺这个人,聪明睿智。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皇帝驾崩了,写的追悼文里边说,某某皇帝是聪明睿智,天纵神武,了不得,那个脑壳灵得不得了,属于是每秒运行几亿次的计算机。“给数以敏”,“数”是频率,办事非常敏捷迅速。“其性过人”,他的那个性超过常人,他有广泛的能力,有人是天才,他是全才,什么都懂。“而又乃以人受天”,他作为一般的能干人可以,你要让他去当天子,他经常想以人的力量来驾驭天命,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人定胜天,豪气万丈高。

“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审”在注解中作“精明”讲,他是很精于发现别人的过错,经常去督查、审查别人的过错,而不知这些过错从什么地方产生。现在网上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说社会保险金的流失问题,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有个决议,就谈到社会保险金要如何制度化、规范化,要与政府、企业脱钩。从上海的社保案到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都是社保基金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职能不分,给少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挪用或贪污。当然这是制度问题引起的腐败,应该从制度上加以扼制。所以有些过错并不是某些官员的过错,而是环境、制度引起的,整个氛围都是那个样子的,就造成某些人不由自主的犯罪。所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键是如何料理好这个环境,将可能发生过错的苗头消解在萌芽状态。所以一个优秀的制度、一个优秀的环境、一个优秀的氛围就可以使人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齧缺,精于拈过拿错,但却不知过错为什么会发生。而一个高明的人,治乱治于无形,正所谓“上治治未乱,不治已乱”,“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聪明的皇帝、宰相治未乱,不治已乱,他们把国家可能发生动乱的苗头、机兆都统统消解于无形之中,不允许出现麻烦。人的过错同样如此,有的人不自觉的时候要犯错误,如果他有一些优秀的师友在一起,无形之中就把他要犯错的因,在不知不觉中给抽掉了,他就不会犯错误;如果布置一定的氛围,很舒服、很安逸,他也不会去犯错误。我们看庄子的这些语言,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深思。所以齧缺这样只会拈过拿错,不懂治未乱的人,有资格去当天子吗?

庄子批判的预见性

“彼且乘人而无天”,我们怎样理解这个“彼且”?就是将要。你想我们现在,人的社会性越来越强,而自然性越来越委缩,这是不是“彼且乘人而无天”?实际上这种境象庄子早就说过,不断地发展人的空间,就缩小了自然的空间,天就是自然嘛。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但是两千多年以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近一百年来乃至这几十年来,“乘人而无天”,对自然、对环境,人类简直横行无忌,简直没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确实应该警钟长鸣。

“方且本身而异形”,“本身”,就是本自己的身,通过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别人,以己之喜恶来要求他人;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这样不好。因为大道玄同,它能够允许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并不是只要我们人类,而把其他动物全部都灭掉,那个不可能。

“方且尊知而火驰”,在搞运动的年代,只要有什么好人好事、先进经验就推广、搞运动。火速推广就是“火驰”,因为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这么大,人口那么多,地域差别、文化差别、气候差别、地形差别,你不可能一刀切。像以前的农业发展纲要,淮河、秦岭以南的纲要就必须要达到每亩地六百斤产量,黄河、淮河以北的就要达到每亩地四百斤,这就是农村发展纲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制定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中国都要学,你怎么学?这个就是“方且尊知而火驰”。你说大庆好不好呢?当然好;你说大寨好不好呢?肯定在当时很优秀,我也很崇拜;但是你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方且为绪使”,“绪”是什么呢?我们说思绪、头绪。这个“绪使”就是为事物细末、枝枝节节的事情,弄得手忙脚乱。《列子·说符》中说“察见渊鱼者不详”,太明察秋毫了不是一件好事情。什么因缘你都明白,什么因缘你都清楚,这机一动,你就一踩九头跷,那就使得我们一天到晚被一些细末的事情弄得团团转,穷于应付。

“方且为物絯”,就是被事情拘束、捆绑,劳神而费力。“方且四顾而物应”,自己想面面俱到,处处周详,又想搞点实用主义,使自己万无一失,百拿百稳。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很麻烦。“方且应众宜”,万事万物变化无穷,又要想顺应,还要想紧跟、死守,这样穷于奔命,就失去了抱朴守素的状态,那怎能有恒呢?所以穷于奔命而不知守常,不知常而妄作就凶。

所以总结上面八条,许由就说:“夫何足以配天乎?”——齧缺是一个道人,在《庄子》里边是通过许由的口,把他说成是比唐太宗、比雍正皇帝还辛苦的一个方外士,这就让人弄不明白了。实际上许由是在说反话,用批他老师的这么一种口气,把后世之师,特别是以后的法家思想,预先进行了批判。法家到了孟子时代、庄子时代实际上已经有苗头了,在《天下》篇里就提到了慎到这位法家人物。春秋末战国初,为了富国强兵,奇谋策士纷纷出世,诸子百家学说里边,有很多学说都属庄子批评之列,属于道家批评之列。这里他就先拿他的老师做箭垛子批了一通,所以“何足以配天乎”啊!像这样的人是不足以当天子的。

“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有族”,从常规意义上说,他有他的宗族,一大家族人、一个部落;有祖,有他的祖宗,有祖就是一国领导。“可以为众父”,可以为大家当一下父母官。“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不可以为父母官的父母官,也就是天子。从另外一个方面,从道上来说,有族和有祖,族就是万,就是类别,就是很多;祖就是宗,就是一。明白了这个关系,“可以为众父”,你就可以主宰万姓了;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众父父”就是道,我们可以结合着禅宗的一些语句,加深对庄子这一段的理解。

使国家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通过以上一系列的评说,许由又说,治,往往是乱的机,我们为了寻求天下大治,而下了种种药,就像一个病人,有了病要吃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但是“是药三分毒”,高明的医生可以药到病除。如果是一些温汤水的医生呢?你就病上加病,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求治的方法很多,理论也很多。特别是我们在学方孝儒的《深虑论》时看到,不管是秦始皇也好,汉高祖也好,汉武帝也好,乃至唐太宗也好,宋太祖也好,他们都是求治。但是他们求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方略和治国大纲,看起来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但恰恰就在这种圆满之中,仍然隐藏着乱的机,而且是非人力所能掌控的因素,通过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衰像就显现了。所以“治是乱之率也”。治,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变法,有使之变强的,有使之变弱的。商鞅变法使秦帝国达到了极盛,但又成为秦帝国覆灭的一个根本原因。王莽施行新政,结果使其政权迅速瓦解。王安石变法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没有贯彻到底,引起反复的“党争”,结果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弱。怎样变法?这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到了邓小平改革,他老人家明白这个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就显得万分谨慎。像毛主席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明白这种规律,但是没法掌控这种规律,因为他还是身不由己,整个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时有七、八亿人,几百万干部,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每个人都是各有所思,各有所谋,面子上都是听他老人家的,结果上是不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求治”在道家学说里是否定的。当然,治乱,道家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无为而治——治是有为,有为就会越治越乱,所以这在道家学说里是根本原则。围绕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都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是无为而治?可能没有多少人懂,大多数人都误解了无为而治。《道德经》也好,《庄子》也好,谁也没有把这个“无为而治”说得很清楚,只是给了个概念和原则,用现在搞策划的语言来说,就是先搞个概念出来,然后去做这个概念。无为而治这个概念该如何去做?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文景之治”做得稍好一点外,“贞观之治”也想学一下“文景之治”,但“贞观之治”实际上相当有为,因为唐太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怎么可能像汉文帝一样敢于真正放下,不去有所作为呢!所以“治,乱之率也。”

“北面之祸”——就是说老百姓、诸侯们如果要面对上面求治,大家都很恐惧。“南面之贼”——就是说当皇帝的也会造成麻烦,不论对君、对臣、对中央、对地方都会造成麻烦。当然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在搞变法,也在求治,就是把当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大纲纠正过来,使国家走上和谐发展之路,通过和谐达到面面俱到,使整个局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这就较为稳妥了。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尧帝的逆向思维

尧帝有一次视察华地,是华山还是华什么地方,说不清楚。封人是管理边境的长官,见到舜帝来视察工作来了,于是乎就进行了一番祝祷,这个祝祷也很有趣。

封人说:“你老人家是圣人,了不得!我们祝福您。首先祝祷圣人长寿!你当天子,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所以祝愿你长命百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尧帝说:“用不着,活那么大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你不要这样祝祷”。

禅说庄子《天地》第三讲黄帝及尧舜禹的几则故事 阿健禅说

封人继续说:“祝祷圣人富有!”尧帝又说:“算了,财富拿来做什么呢?没有必要,你不要用这么美好的祝词了”。

封人又继续说:“祝祷圣人多男子!人口富裕,男子多了,劳动力就强,军事力量才强。”但是,尧帝又辞,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封人见尧帝这样推辞,很奇怪,就问:“天下人谁不喜欢寿?谁不喜欢富?谁不喜欢自己儿孙众多?这都是人之所欲,皇上你独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尧帝回答:“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多男子则多惧”,是啊!当了皇上,阿哥们多了,人多是非多,互相争权夺利,麻烦多得很;古人常说圣人门前是非多,所以人多了就麻烦。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难养,在这里尧帝都说“多男子则多惧”。篡党夺权的来了也麻烦,你还是得提防点。所以这些事情,也不是好事情。

“富则多事”,你钱多了,事情必然就多,金山银山堆起,钱怎么用?又怕水灾火灾,又怕强盗来抢;,总之,富则多事。

还有呢?“寿则多辱”,你活了一二百岁,躺在床上不能动,大小便失禁,老年痴呆,那好麻烦。岁数大的人,行动不便,久病无孝子,确实在精神上、人格上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寿则多辱”。尧帝看到了这些方面的不利因素,于是一再推辞,不要封人在这方面祝祷。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俱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

庄子笔下的共产主义

封人听到尧帝这么一说,就把自己的一套理论抬出来,首先把尧帝给批了一通——“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以前我还以为你老人家是圣人,现在看来不过是位端方君子而已,还不够圣人的格。要知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老天爷生育了万民,各行各业各有相应的职能,各人有各人的职务、职责。男子一多,人丁兴旺,让他们各尽所能,用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多舒服,何惧之有啊!

“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有了钱,分给大家嘛,来之于大众,还归于大众;来之于社会,还归于社会;那么你又何事之有呢?你就没有事了嘛!你如果把钱都揣到自己的钱包里,让大家都穷,你自己富,当然这个事情就来了,麻烦就多了。

你看封人这个官员,简直是神仙。他继续说,什么是圣人?就是“鹑居而鷇食”——像鹌鹑一样,整天呆在笼子里,心安理得的,该睡觉就睡觉,该吃两口就吃两口。也是“鸟行而无彰”——鸟在天空飞的时候,你哪能看到痕迹呢?我们经常说牛羊在山间里跑,还会把羊肠小道踩出来,“鸟形”就没有什么痕迹。所以只要安居而顺处,随分所养;不要去多操心,多费神,那么我们这个日子就过得很舒服、很坦然;就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翔,但是又无痕迹泄露。

当然,“天下有道”,则天下太平,老百姓、水鸟、草木、禽兽等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人与自然和谐了,人与社会和谐了,这就是“与物皆昌”。

如果“天下无道”,会处于一种混乱状态,那么作为皇上、作为领导者,“则修德就闲”,就要修德,而且还要就闲,就是要闲居,要使自己超然事外而潜心养德,以待时机。这样才能善于调理天下之事,顺时处变。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活了一千岁,在社会上过久了,也就过厌了;天天吃酒吃肉,也就厌酒厌肉;天天当皇帝,也就厌恶皇帝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活一千岁,也觉得不舒服,也确实不想再在世间活了,于是就升天当神仙,使自己升华一下。就“乘彼白云,至于帝乡”,驾鹤西去,到了昆仑仙山的地方去过日子,位列仙班。那自然就“三患莫至”了。哪三患呢?就是多惧、多事、多辱嘛!这三患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了;自然就“身常无殃”,自己一生也就太太平平的;“则何辱之有!”也就没有什么了。

封人说完就走了。尧帝听了这一番高论以后很激动,就跟着封人紧随不舍,还想继续请教。封人对他说:“回去吧!回去吧!”就不料理他了。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而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何故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

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对立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治天下,伯成子高被封为诸侯,自化一方。后来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又过了几十年,舜又把天下禅让给了禹。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辞去了诸侯,免冠挂印,告老还乡当农民。当然,这里在年龄上说不清楚,因为三代之时,尧治天下,汤汤洪水,那个时候禹也出生了,禹的父亲鲧,治洪水无功,被尧帝杀了。尧帝活了一百多岁,舜当天子,也是当了七八十年,大禹接天下时候,到底多大年龄,我们也说不清楚。伯成子高在尧治天下的时候就立为诸侯,可能也是百八十岁了,年龄问题我们也就不去论了,庄子里边的寓言故事,也不必当真,但这个故事很有趣。到了禹当天子的时候,这个伯成子高就挂职还乡,打了辞职报告,炒了老板的鱿鱼,愿意自己回去耕田。“禹往而见之,则耕在野”。大禹王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辞职呢?于是就亲自去拜访他,看到他正在耕田种庄稼。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当然大禹也很贤明,也很懂得尊老爱幼。面对前朝老臣,作为新立的天子,当然要趋于下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甘于下风,表示谦让。老虎、狮子寻找猎物的时候,经常都要趋于下风,怕自己的气味把猎物吓跑了。

猛兽捕猎要趋于下风;礼贤下士的人,也要趋于下风,这是规矩。所谓的宾主有位,主位在什么地方?宾位在什么地方?贵宾是坐上风的,主人是作陪的,只能坐下风,不能坐上风。所以禹见到伯成子高,不但“趋就下风”,而且是“立而问焉”!站在下风,恭恭敬敬地问,当年尧爷爷为天子的时候,你立为诸侯;尧爷爷后来把天下让给了舜爷爷;又过了几十年,舜爷爷又把天下让给了我。为什么尧爷爷、舜爷爷当政的时候,你就当诸侯,为国家地方治理做出卓越贡献;而我一接班,你就告老还乡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的德不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是之处,引起了你们这些元老辞我而去?

“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对禹的责问,子高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以前尧爷爷治天下的时候,没有什么奖罚制度。并不是说,你们努力干活,兢兢业业做事,就奖赏,就评劳动模范、评优秀干部,他没有这个举动;但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全都是一片朝气,生机盎然的,大家都为这个社会尽力。他不搞惩罚,也没有法令,但是老百姓反而畏惧,不敢胡作非为,上上下下都结为一心,不敢去乱搞。

“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从历史发展观来说还是有道理的,尧舜时代还未形成国家形态;中国把夏代作为有国家机器的开端,也有道理;从庄子的书上介绍,国家机器从夏代开始,从大禹开始。大禹王接了天子位之后,赏罚条例就出来了,做善就赏,做恶就罚;老百姓趋吉避凶,就开始顺应法律了,也就是社会化、阶级化了;这样人就失去了道心、道性,就被迫接受社会的陶铸。于是“德自此衰,刑自此立”,本来很纯朴的社会,老百姓这种“天德”自此就削减削减再削减;而刑罚、法律制度自此一立,就愈演愈繁,愈演愈严,愈演愈密;这样的话就“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以后百年、千年乃至万年的发展历程中,乱象、不安定的因素就从这里开始了。“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所以你赶快走吧,别在这里耽误我耕田了。说完,“俋俋乎耕而不顾”,也就不再料理大禹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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