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人物有陈独秀吗」陈独秀与周恩来——其情也真 其谊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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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陈独秀五次被捕与脱险始末

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存照

蔡元培等电京营救陈独秀 （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10月24日）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实庵自传》，首发于《宇宙风》杂志

陈独秀南京狱中存照，摄于1937年春

爱因斯坦也曾经为陈独秀向蒋介石求情吗?日前，微博话题“原来爱因斯坦还给陈独秀求过情”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大感惊奇。两位看似完全处干“平行宇宙”中的人物，竟然曾有着这样的“交集”，实在是令人“脑洞”大开。

可惜，爱因斯坦“求情”与否尚未找到确凿文献，但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入狱，因其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深受时人敬仰与爱戴，几乎每次入狱都有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倾力救助，也因之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那么，这五次被捕与脱险的事迹究竟怎样，又有着哪些可圈可点的史事细节呢？

“独秀”之名远播南北

始于第一次被捕期间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913年，是为“二次革命”之故。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曾积极从事推翻腐朽清廷的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当袁世凯推行复辟，企图篡夺革命果实之际，毅然响应“二次革命”，谋划武装反袁斗争。因为消息泄露，举事失败后被捕入狱。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形势发展，陈独秀在入狱后不久即获释，并于1914年出狱后，流寓日本，还帮助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这一时期撰文开始使用“独秀”笔名，此名源于故乡的独秀山；此时，陈独秀之名开始远播南北，是为其人其名为世人关注之始。可以说，“独秀”之名鹊起之时，正是陈氏第一次被捕复又脱险之际。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19年，这一次则是因为“五四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曾为北大文科学长，更兼《新青年》创办者与主编，“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等诸多冠冕集于一身的社会焦点人物，自然被当时深受社会舆论抨击而濒临政治破产的北洋政府所忌惮与敌视。

这一年6月3日、4日两天时间，当局即出动军队围捕参与爱国示威游行的学生近千人。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极大地刺激到了本就忧愤莫名的陈独秀，即刻为之撰发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提出“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这显然是在号召青年学生与反动政府持续斗争、抗争到底。

6月9日，《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撰发次日，陈独秀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还译为英文，连夜印刷为传单，要将惩办卖国官员、收回山东利权等一系列民众呼声，更进一步向基层市民披露与传播。两天后的6月11日，正是因为散发传单，陈独秀被当局暗探查获，当场拘捕。

其实，当时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愤而辞职的蔡元培，早已预感陈独秀处境的危险。在其被捕之前不久，即曾“函电促其南下”，以防不测。只是陈氏为唤醒民众，已有为国赴死之意。在答复蔡氏的电文中，这样简短且坚决地写道：

我脑筋（思想）惨痛已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果不其然，6月13日，北京《晨报》即率先披露了陈氏被捕的消息，随即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全国舆论大哗，社会各界纷起声援，要求当局即刻予以释放。先是全国各校校友会，接着是安徽同乡会、学商界及和平联合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等众多社会团体函电纷驰，为之鸣不平，敦促当局尽快释放陈独秀。除了各路社会团体群起呼吁之外，以蔡元培等北大同仁为代表的学界人士也四处活动，另一条救援“暗战”之路，也在悄然进行中。

譬如，北大同仁曾以李大钊的名义，在6月11日，即陈氏被捕当天，就向著名学者、法学家、律师，也曾在北大任教的陈氏友人章士钊求援。6月19日，李大钊本人更亲撰一通致章士钊的快函，仍是请其设法援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当局为压制社会舆论，甚至还监控与扣留了大量由北平发至外地的关涉陈案的函电。且看函件中曾有这样的记述称：

日前大学同人曾以钊名致电先生，在沪设法援救，已一周矣，竟无回电，或者电局扣留亦不可知。

由此可见，南北各地的各界人士，虽对救助陈氏颇为热心，可在案发初期的信息沟通方面是不那么及时与充分的，是受到了当局蓄意阻挠与刻意破坏的。

章士钊两通公电上“头条”

毛泽东撰文呼应湘江畔

直至6月22日，章士钊初步了解到陈案实情之后，即刻连发两通公开电文，向上海各界披露陈案真相，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表明了将全力营救陈氏的立场与决心。在致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王克敏电文中，章士钊这样写道：

……窃念陈君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此次纵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属往来？当此国家多故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请迅饬警厅，立予释放，不胜企感之至，并盼明示。

章氏致当局代总理龚心湛一函，则表达得更激烈直白，且借龚心湛乃安徽（合肥）人，与陈独秀为安徽“同乡”的因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陈词：

……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以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执事居为国惜才之职，幸佈缨冠往救之怀，公谊私情感同自受……

章士钊这两通电文一经公开发表，迅即成为各地读者传诵一时的“头条”新闻。不但京沪两地的救援之声此起彼伏，陈独秀被捕事件迅即为南北各地民众所周知，而且这一事件的公共传播已然开始渗透到长沙、成都等非中心城市地区。

譬如，为响应“五四运动”，刚刚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青年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特意撰发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特别提及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量引用了章氏电文；且于文末发出了强有力的预言，颇具感召力的论断：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吴虞“问北京政府”

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

远在四川成都，几乎与章士钊撰发电文同时，曾为陈独秀所聘的北大同仁，在《新青年》上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吴虞先生，也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问北京政府》的“雄文”。

说来十分凑巧，陈独秀被捕次日，当时身在成都的吴虞，才刚刚将新撰《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稿“寄陈独秀，双挂号”，期待着在《新青年》上与同仁遥相呼应，再来思想激荡一番。孰料不久即传来陈独秀被捕之讯息，这位时年47岁的“老英雄”为之震怒激愤，迅即秉笔直书。

《问北京政府》一文，与章士钊两通电文，同日（6月23日）刊发于上海《时事新报》，且此文刊于著名的鼓吹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学灯”副刊版面头条，是为当日这一版面的“社论”性质的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内外应当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且看吴虞这样写道：

……要知道独秀先生是天天预备着坐监狱的。不但独秀先生，我们这班不知轻重不识忌讳的青年，也是天天预备着坐监狱的。我还盼望我辈青年，以后看独秀先生的样，都去坐坐监狱才能够发祥文化呢。

独秀先生捕去以后，我眼瞪瞪的等着看北京政府怎样办他，等了几天，总没有切实的消息。听到一度的谣传，说是已经释放了，后来晓得不确。那要我倒要问问北京政府，你究竟要怎样办他？

可以想见，一方面如章士钊那般的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如吴虞这般的针锋相对，代表着当时社会各界救援陈独秀的两种基本立场与态度，都对本已丧失民心、孤立无倚的当局施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之难以支撑与维系。果不其然，在陈独秀被捕入狱近百日之后，北洋政府只好以安徽同乡会提出的“陈在狱中患有胃病”为由，在9月16日将陈独秀开释。

因陈独秀入狱，被迫中断编辑印行半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在陈独秀出狱一个多月之后，于11月1日印行了第六卷第六期。这期杂志，几乎成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专号”，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纷纷撰写诗文，纪念这一事件；“老英雄”吴虞所撰最为惊世骇俗的名篇《吃人与礼教》也刊发其上。

李大钊的那一首《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最能体现北大同仁以及社会各界此刻的心声，诗中有云：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在上海租界两次被捕与脱险

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高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大张旗鼓、粉墨登场之际，势必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忌惮与反击，两股势力的对抗与纷争，在所难免。陈独秀被捕入狱，也正是这两股势力纠缠纷争的一个阶段性结果。诚然，因为南北各地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通力营救，迫于社会舆论之沉重压力，北洋政府当局不得不无条件释放陈氏。然而，当局对“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敌视与围剿，却并未因之有所缓和，反而更变本加厉。

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周评论》《新社会》（郑振铎等所办）先后被查禁。至1922年冬，当局还进一步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矛头仍然直接指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诸多新派知识分子。

正是在此期间，1921与1922年间，已经被迫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往上海，且已化名“王旦甫”的陈独秀，竟又遭到了两次搜捕。先是被租界巡捕房探员从印刷厂搜索到文稿，查没后又被处罚金，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及至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印刷品以及用于印刷的“纸版”，皆被全部搜去并当众焚毁，以示警戒。只是可能慑于陈本人的社会影响力，也出于并未可予将之“定罪”的法律依据，这两次被捕，陈独秀并未遭到长时间关押，旋即开释。不过，在这样的频繁打压与强力封杀之下，《新青年》的编辑发行遭受重创，原本每月一期的月刊，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勉强出版一期（第9卷第6号）之后，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时至1922年8月，李大钊、沈雁冰等联名发起募捐启事，希望从经济上救助此时已难有作为更兼生活困顿潦倒的陈独秀。8月底至9月初，这则启事一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发，原文如下：

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分，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中，还收藏着一张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并附有一张被捕时的照片。这份旧档也在佐证，陈氏确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好在最后经过多方斡旋，皆有惊无险，除了判处罚金之外，没有长期羁押。而陈独秀出狱后，仍矢志不渝，又在李大钊等众多同仁友朋的资助与关照之下，继续组织革命活动，继续宣扬革命思想。

第五次被捕

从十三年有期徒刑到入狱五年

1932年10月15日，病中居家的陈独秀，被突然闯入的上海租界巡捕房警员抓捕。这是其人继袁世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四次被捕之后，复又被国民党南京政府逮捕的第五次被捕，也是其生平最后一次被捕。

10月18日，包括上海《时事新报》、北平《华北日报》、苏州《明报》在内的南北各地各大报刊，均在版面显著位置，刊发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至于此次陈独秀缘何被捕，除了“早经政府通缉有案”的理由之外，更有被认定犯有所谓“危害民国罪”的嫌疑。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解至南京，消息传出，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即刻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开展营救活动。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学界名士纷起致电、讲演或探望，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向当局直接或间接申言，希望尽快开释陈氏。不过，当局并不为所动，依然以所谓“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仍将陈独秀送交法庭审判。在各方营救与“求情”无果的情势之下，还是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出任陈氏的辩护律师，力争为其“无罪”或“减罪”做辩护。

迭经半年羁押与侦讯，时至1933年4月14日晨，陈独秀案终于在南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据次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公审首日陈独秀镇定自若，从容不迫，虽病体孱弱，可思维清晰、精神饱满。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于4月16日、20日，又分别两次开庭公审，相关报道，连篇累牍，每天都见诸于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之上。经过三次公审与辩论，时至4月20日的最后一次公审，法庭认为此案审理当到此告一段落，并决定将于4月26日宣判。

当天，陈氏当庭陈述称，“本人无罪”；继而“律师章士钊即起立辩论”，“谓陈主张共产主义，与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相符合，无危害民国成分，请注意”。随后，章氏继续慷慨陈词，从“言论及行为方面说明陈并未叛国”，“并谓陈对于三民主义亦非积不相容”，“请求庭上宣告陈无罪”。当时在章氏近一个小时的辩护致辞之后，当庭另有彭、吴两位律师，还为陈氏做了补充辩护，均一致坚称其无罪。

不过，陈独秀最后仍以“危害民国罪”成立，被判处入狱，竟服十三年徒刑。陈氏不服判决复又上诉，于同年7月20日，刑期减为八年徒刑，并于1934年8月移监，开始正式服刑。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形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同年8月21日，陈氏刑期再度缩减为五年徒刑，且因服刑时间已满，遂释放出狱。1938年6月底，陈氏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抵达重庆江津居住，开始了隐居治学的晚年生涯，直至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于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的南京狱中生活，除了研读学术之外，亦有总结生涯、编撰自传之举。在即将刑满出狱前夕，时为1937年7月16日至20日，陈氏仅用五天时间，即写成《实庵自传》的前两章，计近7000字。同年11月至12月间，业已出狱的陈氏，其自传也已发表连载于《宇宙风》杂志（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之上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陈独秀与周恩来——其情也真 其谊也深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杨 飞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独秀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一生轻钱财，重感情，故而知己满天下，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本文在此所要记述的，就是他与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历史交往。

陈独秀与周恩来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曾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周恩来回国，旋即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是中共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任命归国不久的周恩来为广东区委委员长，足见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看重。也正是由此刻开始，周恩来正式加入陈独秀麾下，开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携手奋斗。

陈独秀对于周恩来来说并不陌生：还在南开上学时，他便看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思想上接受着其反帝反封建号召的影响。甚至于1917年在去日本途中，周恩来身边还带着一本《新青年》。据记载，到日本后，周恩来曾费尽周折借到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全份，他将其拿回宿舍中看，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后来“他在日本感到找不到救中国的道路，心中极端苦闷，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来读，感到心头豁然开朗。”

在党的一次会议上，陈独秀与周恩来相识了。当时陈独秀已是党内的传奇人物：他先是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继而作为“总司令”，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接着，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于1921年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系列传奇经历都使得陈独秀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见到陈独秀时，周恩来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周恩来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与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一般大的周恩来，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研讨对策。

1937年春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

1925年5月，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群起罢工反抗。30日，上海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酿成“五卅”惨案。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进行反帝大游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马队中抽出两个营，从黄埔军校抽出一个营，亦参加示威游行。当时，游行队伍四人一排，周恩来走在最前列，他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不料，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河对面的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周恩来左右两边的人都被打死，他幸免于难。陈独秀闻讯后立即派人前来探望，对周恩来的关心挂念之情，尽显无余。

翌年3月10日，蒋介石指使其法西斯党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一个命令，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然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他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不料，这些建议却被陈独秀拒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主张妥协，3月29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深渊中拔出来”。彼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辖的一个支部，许多事情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陈独秀作此决定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周恩来能体会到陈独秀的艰难处境，他并没有责怪陈独秀，只是暗自叹气，嗟叹不已。

二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接触增多了，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更明显了。

当时，作为中央总书记和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陈独秀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而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白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加上他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了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因此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彼时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遂提出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还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

在起义时间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当时党的力量薄弱，起义不宜发动太早，他提出两条标准：1、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2、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周恩来则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两人争论许久，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稍后起义爆发，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后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然当时陈的命令由郑超麟传达给指挥部，有周恩来参加的指挥部没有执行，而是继续打下去，结果却胜利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这次革命壮举中，陈独秀虽然与周恩来有一些分歧，但两人并肩战斗的情谊却更为浓厚，陈独秀甚至在周恩来影响下还一度明确指出“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要求起义时“无论是警察的、士兵的，一支、两支（枪）都夺取”。陈周两人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这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他在与陈独秀会晤时，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然《宣言》发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经验不足的中共党人以当头棒喝。

政变发生后，该月16日，李立三于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会后，他又起草电文给中央，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周恩来还在电文中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1、2、3、14、21师，1、21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战斗力大减；2师常败，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3、14师，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兵力大于蒋，因此，他认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稍后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全面失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然陈独秀虽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人职务，却仍遭汪精卫通缉。于是，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具有大将风度的周恩来，他不仅没有对陈独秀另眼相看，反而积极保护他和秘书黄文容等，将其转移到党开设的汉口花楼街的纸行里隐居，并用私费开支他们的生活费用。当时，周恩来此举曾一度让慨叹“世无朋友更凄凉”的陈独秀感激良多。

三

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不久，中央又指示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在这之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哥哥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已十分悲痛，时常老泪纵横。此时，看到中央的指示，倔强的他不同意由他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处理，遂拒绝前往苏联，并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于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中共党籍。但陈周两人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断绝。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其监禁期间，周恩来、叶剑英还于中苏文化协会黄理文等人陪同下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见到周恩来，欣喜异常，待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时，陈独秀禁不住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黄理文见状，赶紧岔开话题，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陈独秀闻听此言，擦了一把眼泪，十分感激地说：“谢谢。”周恩来又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周恩来不愿再让其伤心，便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一生以“除却文章无嗜好”自嘲的陈独秀闻听周恩来此言，忙找来登载自己文章的《东方杂志》等刊物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来翻了翻，连连说“好”。

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还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据记载，待周恩来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良久无语。

此后的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陈独秀，终于，在其有力斗争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出狱时陈独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为证明自己此言，陈独秀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给中共中央。据史料记载，罗汉为陈独秀此事曾专门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罗汉在西安见到了林伯渠，他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10日，经过慎重商议，在延安的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收到电文后，林伯渠当即将其告知于罗汉。据罗汉回忆，电文中曾有要求陈独秀回党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之内容。

陈独秀见此，表示愿意重回共产党，但脾气倔强的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周恩来遂对其加以劝说，于是，陈独秀与党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20日，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24期还曾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并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说：“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此文可以看作是党中央对陈独秀回党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苏联归国的王明却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深知陈独秀之为人，他当即与王明展开了争论，表示不支持将陈独秀视为日本间谍，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四

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又于《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康文约余字，其中指明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间谍，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3月17日，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还发出了《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声明”、“公开宣言”、“公开正式声明”、“公开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看到污蔑自己的文章竟然在由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刊出，陈独秀甚为伤感，他遂发表《致<新华日报>公开信》，公开驳斥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之意”，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陈独秀发表公开信之后，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托他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对于客观上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的这一“陈独秀汉奸事件”，时任艺文研究会主持人的陶希圣曾说过：“……我那时主持艺文研究会，筹得一笔钱，许多学术文化界人士要逃离战区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费的，就接济一下。我那时指定一个职员跟他的女工（实际是陈独秀的太太潘兰珍）联络……每周或每月补助一些买菜钱。这个女工有一天把腿摔伤了，我们还找外科医生看，帮助她一点医药费。”原来，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所谓“300元日本津贴”，竟然是艺文研究会补助陈独秀的生活费。但陈独秀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机会，却因此“旷世奇冤”再一次，也是永远地失去了。

此后，陈独秀辗转来到重庆，生活甚为清苦。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创始人，王明倒台后，即1939年2月，就在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还曾去医院看望过他。而仅仅两个月以后，陈独秀转赴江津居住，周恩来又亲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陈独秀。

那时陈独秀夫妇刚被逐出“延年医院”不久，正住在江津县城小西门一处临街的破烂民房里。周恩来一进屋院，映入眼帘便是一番凄凉、萧索的景象，他不由得一阵心酸。待步入里屋，见到陈独秀，想起两人并肩战斗的往事，周恩来遂诚恳地说道：“独秀先生……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那里条件总比这里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可以给你治病，你毕竟当过党的几届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对于周恩来的邀请，陈独秀甚感惊讶，他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默了一会，陈独秀沉声说道：“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周恩来深知陈独秀脾气倔强，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很难改变，遂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吩咐随行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说道：“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此时，目睹周恩来此举，一生看重友情的陈独秀眼中竟滚出两滴老泪，他动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连连说：“‘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龙飞虎的包里。看着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周恩来遂起身告辞。

然令周恩来与陈独秀都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周恩来闻知噩耗后良久不语，痛苦之情尽显无余。此后，对于陈独秀的后人，周恩来甚为关怀，建国后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的他还于百忙之中指示安庆有关部门妥善照顾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

陈独秀的功与过

《觉醒年代》播出后，很多人都被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先生圈粉了。

但也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是不是把陈独秀先生捧得太高了？

实际上，这部剧对陈独秀先生的前半生，还是非常还原的，这部剧讲的大部分是1921年之前的事情，那么毋庸置疑，陈独秀先生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派，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青年学子偶像、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至于在大革命中的错误，《觉醒年代》中没有，但是史书中有，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更不能用错误，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否定掉他所有的功绩。

其实，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年也是更加客观公正的，早些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定论，再加上网络上某些公知文人的抹黑，在很多人看来，陈独秀的名声似乎连胡适都不如。实际上这是极端错误的，在当时人的眼里，胡适给陈独秀提鞋都不配，教员同志说陈独秀是当时“思想界之明星”，叶挺将军说陈独秀是“指路之明灯”。

鲁迅对陈、胡的评价是：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也是后来教员同志讲的“ 陈独秀先生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 ”。

他后期的很多错误，都和当年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错误指挥有关，也和他个人的一些性格有关，更和组织早年的不成熟有关，教员同志就说过，这是“幼年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事物发展是有其过程的，世界上没有“天降猛男”，只有不断成长、不断自我革命的组织和领袖。

陈独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个有才华、有良知的倔老头就行了。

这老头性格刚烈，脑子清楚，文笔好，行动力强，对底层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旧时代教育出来的书生文人，容易情绪化，看起来激进，但又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好”，不够实事求是。

他后来自我批评说：“有人说我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我脾气暴躁，其实脾气暴躁是真的，但嫉恶如仇却不尽然，我对于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候甚至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恶当……”

这个自我评价就非常实事求是，我们回想一下，他对于吴稚晖、胡适、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实在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他说过“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的”，他反清、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托派选为“总书记”，最后又反对不切实际的“托派”，被托派开除……你会觉得，这个人“一肚子不合时宜”。

他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上世纪20年代全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火者……

教员同志早年，都视他为导师和偶像，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才华太大了，其实整个《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编写的杂志，天下知识分子无人不知陈君的大名，他拿两幅字都能找资本家拉投资。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学革命”三年后，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他的功绩。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旧学水平更高，曾自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是小学训诂的大家，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写过《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小学识字教本》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李大钊同志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真正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全国风靡的思潮，就是陈独秀。因为全国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的影响力。

我们今天熟知的许多语句、名词，都是陈独秀的创造，比如说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打到列强，除军阀”，其实就是陈独秀最先提出来的。国民党这群老乡绅哪懂“反帝反封建”这么简洁明了、一针见血的革命宣传啊？就连“国民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独秀发明定义的。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文笔、思路、头脑，都更适合做一个党的宣传者、笔杆子，而不是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是个学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并不出色。

其实陈独秀一开始就是瞧不起国民党的，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他一开始就对封建遗留非常严重、帮会组织化、和帝国主义不清不楚得国民党非常讨厌，他早就吐槽过，“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十个里面要开除九个半 。”但是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就是要支持国民党，陈独秀没有办法。

这一点，电视剧《中流击水》讲得比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党之后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大体上的脉络是符合史实的。

此外，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他甚至试过在一开始拿自己的收入给党组织的同志发工资，拒绝接受苏俄的援助……但这太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不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领导权，把党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无力左右，但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是要负责任的。

在整个国共合作过程中，他都吐槽过无数次“ 一边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边又让我关注共产党的独立性，你说我该听谁的 ？”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直到汪精卫政权也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他都没有表现出明确而坚决的斗争意识……只能说，他脑子清醒，但总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罗米纳兹在湖南开会的时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写一句“打倒陈独秀”的字条。

这时候，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倔脾气发作，拒绝去莫斯科，拒绝参加中共六大，“ 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

最后，他叹道：“ 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可惜，他没有那么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远见”发表的时间也不对。

然而，在个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

在两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之后，他也因“叛国罪”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钊的辩护声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但是他说“章士钊说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叛国，我背叛的是国民党 。”

他在南京的监狱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日军的炸弹炸到南京，南京国民党监狱的狱卒们都开始跑路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

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探访了他。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

出狱后，他立马投身于抗日宣传，不断发表文章、演讲，宣传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托派分子放出许多谬论，比如“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陈独秀大怒，怒斥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 。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实际上，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他这一生，把自己和儿子都献给了中国革命，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利益和身后名......晚年的陈独秀亲人凋零，贫病交加，孑然一身，张国焘叛逃后，曾经代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给他送钱，想要拉拢他，结果他断然拒绝，还托人给张国焘带话“告诉国焘，叫他以后不要来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辈子的“反对派”。

他的立场也一直没有变，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曾经来找他，以为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一定会怨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结果发现“他依然以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居……无法说服 。”

红军张霖娜简介

红军张霖娜简介有类似女兵，甚至有女兵救过陈赓，但是没有张霖娜这个名字。
《揭秘解放军首支女兵队伍：30余女兵参加南昌起义》这篇文章里说大约有30个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57年整理历史资料，经过寻访找到4个还在世的和另外12个有名字的。
也就是说16个人留下了名字。